陳曉峰：國際調解新里程之起點——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的深遠意義

【明報文章】今年5月30日，全球首個以調解為核心方式處理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法律機構——國際調解院（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簡稱「IOMed」），在香港舉行公約簽署儀式，33個國家成為創始成員，象徵一項嶄新的國際法律制度正式啟動。更具意義的是，調解院總部將永久設於香港灣仔的歷史建築——舊灣仔警署，標誌着香港在國際法治體系中的重要角色。

回應時代需要的「和平之道」

IOMed的成立，回應了全球對和平、高效、非對抗性的爭端解決機制的迫切需求。它由多國政府共同設立，具備政府間性質、常設總部與專責調解功能，這在現行國際法律架構中屬首創。與聯合國國際法院、常設仲裁法院等以訴訟與仲裁為主的模式不同，IOMed將調解推上國際法律制度的中心舞台。

IOMed未來將處理三大類型爭端：一是國與國之間的主權爭議；二是國家與外國企業或個人之間的爭議，特別是投資相關糾紛；三是跨國商事爭端，如合約、技術轉讓與知識產權等。這些案件若透過法院或仲裁處理，往往耗時及費用高昂、對抗性強。調解則提供一個具彈性、低成本、維持合作關係的解決方案，是一種更能回應時代需要的「和平之道」。

目前，世界上尚無任何一個具備「政府間性質」、「常設總部」及「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三大特徵的國際法律機構。IOMed的誕生，填補了這一空白，並由香港承擔總部之責，意義重大。相比之下，新加坡國際調解中心（SIMC）屬非政府機構，僅處理商業糾紛；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CSID）則以仲裁為主，調解只是輔助。至於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雖推動《新加坡調解公約》，為國際調解結果提供執行力，但該公約本身並無建立治理架構或常設機構，及UNCITRAL本身並不提供調解服務。而荷蘭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stitute雖名為「國際調解機構」，惟實際上是一個非政府組織，其職能僅限於推動調解標準與專業認證，與IOMed沒有法律或制度上的隸屬或關聯。

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IOMed總部所在地，源於其多方面優勢。首先，香港擁有普通法制度與司法獨立，裁決具國際公信力。其次，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能夠同時結合內地與國際法律文化，是天然的橋樑平台。再者，香港有豐富的法律與專業人才、調解與仲裁制度基礎日益成熟，特別是作為「全球南方」與國際社會的交匯點，極具制度承載能力。

與法院訴訟或仲裁相比，調解具備多重優勢。法院程序繁複、費用高昂、對抗性強；仲裁雖靈活，但成本依然不低，且仍屬對抗性的程序。調解則強調雙方主導、程序彈性、結果共識，不但成本較低，亦有助保存雙方關係。更重要的是，調解結果往往更能被落實，因為那是當事人共同制定的解決方案。

調解價值 深入日常

調解的價值遠不止於國際層面，而是能夠深入日常生活——商業糾紛、地產爭拗、鄰里問題、家庭糾紛、學校衝突，甚至體育比賽爭議，都可以透過調解，以溝通代替對抗，以合作代替對立。這正是中華文化裏「以和為貴」、「和氣生財」之智慧在現代社會中的具體體現。

值得一提的是，特區政府即將於今年底啟動「體育調解及仲裁先導計劃」。雖然此計劃與國際調解院並無直接隸屬關係，但其理念與國際調解院高度一致。而亞洲非洲法律協商組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AALCO-HKRAC）於今年1月舉辦了全港首個體育爭議調解培訓課程，是香港首個針對體育糾紛而設的專業認證課程。課程內容涵蓋調解技巧、體育政策、國際案例分析等，參加者來自各行各業，包括工程師、建築師、測量師、會計師、律師、法官以至奧運運動員。他們希望透過自身專業與人生經驗，幫助社區解決矛盾、促進理解，這也讓調解成為一種具社會意義和「第二事業」潛力的新技能。

標誌香港成為全球調解制度樞紐

國際調解院的成立，為香港帶來的不僅是法律榮譽，更是經濟與社會層面的長遠收益。隨着調解制度普及，商業信任將提升、經濟活動更暢順、法律成本下降、社會氣氛更和諧，市民生活也會更安穩。調解不僅是法律工具，更是一種溝通方式、一種社會文化、一種促進和平與經濟共榮的制度選擇。

總結而言，IOMed落戶，標誌着香港正式成為全球調解制度的核心樞紐。在多邊主義面臨挑戰、傳統制度疲態漸現的今天，這不僅是一個國際法律制度的創新，更是一個屬於香港的歷史機遇。我們期望社會各界共同支持這項制度建設，讓香港真正成為「調解之都」，為世界帶來更多和平、更多理解、更多共贏。

作者是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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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