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玉歡：AI時代裏 我們需要怎樣的智能政府

【明報文章】過去30年，數字技術飛速發展，數據在數量、實時性與多樣性的層面呈爆發式增長，深刻重塑全球政治、經濟與社會運行邏輯。數碼治理由此成為各國施政重點，各界均期待藉數字技術提升政府效能、優化政策制訂、革新公共服務、擴大公民參與並推動制度轉型，勾勒出諸多「未來治理藍圖」。每當新技術浪潮來襲，公共治理領域總對其賦能效應寄予厚望。人們曾期待數字技術破解長期困擾的治理難題，那麼過往數十年間，這些治理期望是否達成？技術應用與治理效能之間是否存在必然正比？

回溯發展歷程可見，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政府首開先河，將信息技術創新應用與「政府再造」結合，提出「電子政府」概念，倡導公眾以「在線交互取代排隊辦事」。其後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E-Government Survey）將「電子政府」定義為：通過信息通訊技術重塑政府內外部關聯，以實現更高效、合規、透明與負責的治理目標。世界銀行則在改進服務、優化政企互動等傳統目標外，特別強調以信息獲取來賦權公民，推動公民、企業與政府機構關係轉型。時至今日，大數據與人工智能（AI）驅動Web3.0時代到來，政府信息技術的應用已滲透公共管理核心領域，推動官僚組織改革、機構扁平化、決策能力升級及政策變革。

確保服務可及性 消解社會分化風險

審視數字技術與政府治理的互動關係，關鍵在於確保數字政府服務與數據信息的全民可及性，如此方能消解「數字鴻溝」與「數字不平等」引發的社會分化風險。若政府陷入技術優先的認知陷阱，無異於本末倒置。大數據技術雖改變了公共服務的觸達渠道，卻未能動搖公共服務生產機制。從政府角度片面強調資金投入，而忽略公民的用戶體驗；重視前期建設，而忽略與用戶互動之運行體系的構建，是較普遍現象。即便伴隨數字政府建設而推動了組織架構調整與行政流程再造，但既有的權力結構、邊界及運行機制未根本改變，反而藉技術應用得以強化，增加了整體優化體制的難度。

算法治理的深層矛盾話題，亦被多次提出。被算法困住的外賣騎手，與100年前被困流水線上的工人，其實面對同樣境地，只是管理技術升級為數字化算法。政府治理中同樣存在數據濫用風險：過度蒐集挖掘、主觀解讀偏差、過度依賴技術、數據滲透擴散等問題，可能引發信息安全威脅、「大數據利維坦」效應（Data Leviathan），甚至導致個體權利與自由意志被剝奪。大數據治理並非完美範式，濫用可能衍生治理低效與社會風險。公共視頻監控系統在提供安全感的同時，亦使公民隱私在監控社會中面臨暴露風險、個體被數據標籤分級、個性與自由空間受壓縮。

另外，政府亦要重視形式數字化、過度數字化現象。一些數字治理項目的需求驅動不足、問題導向不清，僅僅是為了滿足政府自身功利需要，為了數字化而數字化。一些部門推出的移動和智能應用，脫離公眾現實需求、使用率低，完全成為一種裝飾。有些項目不但沒有實現「便民」，還增加了公眾負擔和成本等。許多數碼化應用，更多是傳統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簡單數字化，浮於表面、流於形式，既沒有給公眾帶來良好服務體驗，也沒有提升治理效能，更沒有帶來深層改革和轉型，還浪費大量資金。

以人為中心 維護自主性

政府推進治理智能化過程中，需對數字技術能力保持理性認知：社會現象是否均可被技術測量預測？數據是否等同事實本體？數據能否達到完全準確及時？算法效率是否等同決策精度？掌握數據是否等同掌控事實？AI能否全盤取代人類智慧？若上述問題的答案均非絕對，則意味數字技術雖具變革能量，卻非萬能鑰匙。公共事務的複雜性，難以被完全數字化還原。

歸根結柢，數字治理終極目標應以人為中心，而非以數字為中心；是讓人成為自己，而非成為工具；是維護人的自主性，而非將人交給機器來主宰。市民期待的智能政府，需在技術與人文、科學與倫理、工具與價值等多重張力間尋求平衡，將技術力量落實於市民生活實處，讓公眾切實感受治理升級帶來實惠。這才是建設智能政府的本質歸宿。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江玉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