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相萬：李在明實用主義 能否帶領韓國走出外交困境

【明報文章】早前李在明當選韓國新任總統，被視為韓國對外戰略的重要轉折點。與尹錫悅政府時期以價值外交為核心的韓美、韓日合作體制不同，李在明政府倡導以國家利益為優先的實用外交政策，旨在確保外交路線的靈活性和戰略自主性。這表明，在中美戰略競爭日益加劇的東北亞局勢下，韓國所面臨的外交困境——即如何在履行同盟義務與追求外交自主之間實現平衡——可能將迎來新的解決路徑。

從自由主義導向 轉為現實主義外交

新上任的李在明總統，於就職演說中明確將「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實用外交」作為其外交新基調，強調「將通過超越意識形態與陣營的外交，守護國家利益」。這標誌着韓國外交理念從以自由主義價值為導向，轉向強調經濟利益與戰略自主性的現實主義外交。

實用外交的戰略目標，是在拓展外交政策的自主空間的同時，實現國家在安全、經濟、技術等關鍵領域利益的最大化。於具體策略上，李在明政府一方面穩定韓美同盟作為安全基礎，另一方面加強與中國的經濟和戰略對話，以增強韓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談判槓桿。這種外交路徑，與韓國學者文正仁所提出的「靈活的中等強國外交戰略」（flexible middle-power diplomacy）高度契合。

值得關注的是，李在明政府成立初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早於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出賀電。6月4日，習近平在賀電中強調，中韓互為重要近鄰和合作伙伴；建交33年來，雙方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差異，攜手並進、相互成就，實現兩國關係平穩健康發展，不僅增進了兩國人民福祉，也為促進地區和平穩定及發展繁榮作出積極貢獻。習近平表示高度重視中韓關係發展，願同韓方共同推動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不斷向前發展，更好造福兩國人民。這不僅彰顯中國致力於恢復因前屆政府時期一度陷入緊張的中韓關係的願望，更體現了中國領導層對改善兩國關係的深切期待。

李在明需克服幾個制約因素

實際上，早於李在明當選前，中國就已向韓國釋放出友好信號。2024年5月，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時隔4年多後重啟；同年11月，中國將韓國納入免簽證國家名單。上述舉措，為中韓關係正常化提供了實質推進的基礎，尤其是雙方在攜手強化區域合作、推動民間交流方面的共識。這些信號也預示着，未來兩國關係可能邁入更加穩定與互利的發展軌道。

不過，李在明政府的實用外交若想取得實質成果，首先要克服幾個結構性的制約因素。一方面，美國對其盟國提出「戰略明確性」（strategic clarity）的要求，事實上並不容許其在對華政策上保持戰略模糊或靈活性，這一點不容忽視。

6月6日，李在明就任後首次與特朗普進行了時長約20分鐘的簡短通話。特朗普祝賀李在明當選；李在明強調「韓美同盟的重要」。這一禮節性的通話，可被解讀為雙方初次的戰略試探：美國意在提前警告盟國勿脫離對華遏制戰略陣線，韓國則避免過早暴露底牌。今後，韓國在中美之間尋求實用主義靈活性時，很可能引發華盛頓的疑慮與施壓。

另一方面，韓國國內保守媒體與政治勢力，也持續對政府與中國走近的外交姿態表示擔憂。這對李在明政府推進實用外交，形成制度上和輿論上的制約，特別是在追加部署「薩德」反導系統（THAAD）、加入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以及朝核問題、朝韓問題等關鍵議題上。因此，李在明政府亟需做出戰略性的決斷——是正面突破上述外交難題，還是重新調整爭議議題的優先順序，轉而集中資源於關乎民生的現實政策議程。此抉擇將直接影響李在明政府實用外交方針的推進路徑，與政治可持續性。

李在明政府所倡導的實用外交，不僅是中韓關係正常化的一次戰略轉向，更標誌着作為中等強國的韓國，試圖於中美戰略競爭這一結構環境中，努力重新爭取外交自主性。這種外交路徑超越了意識形態導向所導致的陣營偏向與政策約束，轉向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現實主義方針，具有推動韓國外交格局多元化的潛在可能。

值得強調的是，李在明政府的外交基調，並非意在解構或調整同盟體系，而是試圖在不破壞「戰略明確性」的前提下，爭取更大的外交彈性。這種實用外交的成敗，將取決於新任總統是否具備能夠一方面穩固韓美同盟，另一方面逐步恢復與中國之實質合作的複合戰略執行能力。

為推動中韓關係健康發展，雙方應同步推進以下幾項舉措：其一，高層級戰略對話機制的制度化；其二，在技術、安全、經濟等敏感領域建立協調機制；其三，在多邊外交平台上擴大合作空間；其四，緩解民間層面的反中嫌韓情緒。當這些措施轉化為具體的政策成果時，韓國或有可能擺脫被動應對者的角色，進一步強化作為積極中介者與協調者的地位。同時，若要使相關努力超越政權更替、發展為可持續的國家戰略，跨黨派共識及學術與政策基礎設施的同步建設，將是必要條件。

必須超越單純追求「平衡」

綜上，李在明政府於對美與對華政策上的選擇，需綜合考量國家認同、價值觀、綜合國力及分斷體制的特殊性。其中，最為現實的方式是，依據不同議題擇機採用「有條件的搭便車戰略」。

因此，李在明政府的實用主義外交若要真正發揮其實用主義的功能與價值，必須超越「平衡」的單純追求，設計出同時兼顧「戰略明確性」與「戰術靈活性（tactical flexibility）」的精密外交框架。

（編者按：文章由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專任研究員楊延龍 、韓國首爾大學國際大學院在讀博士任晴翻譯）

作者是韓國慶南大學極東問題研究所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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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相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