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劉銳紹：空嗟往事成夢幻 心聲托付鴻與雁——進入新聞界52年的點滴回憶、觀察和思考
【明報文章】轉眼已是52年。52年前的這個星期，我剛進入新聞界，闖過了很多同齡人沒有經歷過的生涯，說起來應算幸運。如今想來，又好像一場夢。但到底是人做夢？還是夢弄人？自己也沒有答案！忽然記起《分飛燕》（王粵生曲，蘇翁詞）的「空嗟往事成夢幻……心聲托付鴻與雁」，也許正合眼前心境，故引為今天標題。在此，只想對自己過去半個多世紀的工作做一些點滴回顧，沒有系統，也不是要作今昔對比。各位自行思考，有則避之，無則加勉！
（1）昔日錯不要變成今日痛
──回顧和反思的內容，主要是錯誤的、失去的、損傷的。我雖然只是執行者，不是決策角色（更難影響政策），惟效果也有不同程度的謬誤和扭曲，損人損己，傷時害世，所以必須承認和悔疚的。
例如當年怎樣脫離民眾（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離地」、「不貼地」、「不接地氣」），如今想來，自己也感到可悲和可笑。記得我們要在繁體字的世界裏推行簡體字，並計劃在報章上分3批採用簡體字，以為「帶頭破舊立新，移風易俗」。讀者看不懂，就每天刊出繁簡字對照表，把讀者當學生。結果，讀者看不懂就不看了，內容不吸引就更不看了。於是，第二批簡體字推出後不久，就與第三批一起不疾而終了。
這種任務主義，慢慢變成宣傳主義。新聞變成宣傳的一部分：介紹新開發點，就變成旅遊項目；介紹「社會主義新成就」，就變成商品或服務廣告；介紹人民生活改善，就變成「官員政績展覽會」……於是，由無人感興趣變成無人問津。
這種宣傳任務，慢慢又變成教育主義：「群眾是落後的」，必須抓緊他們的「精神文明建設」，但又不能讓他們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這些口號的內涵飄忽不定，曾經奉若神明，惟忽然又不准再提，因為這是「反革命人物提出的」。
教育如無結果，就慢慢變成鬥爭，新聞又變成鬥爭工具。到了1981年，鄧小平提出「批評的方法要講究，分寸要適當，不要搞圍攻、搞運動」（〈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1983年，他又說，即使搞思想鬥爭，「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錯誤。過去那種簡單片面、粗暴過火的所謂批判，以及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處理方法，決不能重複……不能以勢壓人，強詞奪理」（〈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後來情况好了一點，但不久「左」又死灰復燃，人們都不希望延續到今天。
這種「唯我獨對」的思維，很快又變成「唯我獨尊」。於是，對敵人大興問罪之師，對自己卻隱惡揚善。當時我們豪情壯志，深挖港英政府的弊病，有些是讀者喜聞樂見的，例如山邊斜坡失修，危害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必須及早維修。不過有些卻是雞蛋裏挑骨頭，例如不應叫「愛民邨」和「華富邨」，因為「殖民政府不會愛民」，「也不會讓華人致富」。
──如此自我陶醉的夢發了多年，但惡夢和惡果也延續多年，因為百病叢生。首先是強了敵人、弱了自己。1980年代起，內地改革開放，我們獲准多接觸港府官員（不少是以前的同學或朋友），他們十分感謝我們長期監督和批評，包括對政策和政治的批評，因為他們正在改變治港政策，建立政治逐步放開的形象，增加政治本錢。我們的批評（包括為當年的弱勢左翼爭取政治版圖），令港府施政更貼地。
其次是自己增加了政策失誤甚至大錯，因為沒有客觀和公正監督，只靠效果不大的「自強」和「自我完善」。結果，反貪腐的工作一直搞不好，大案要案愈來愈多；當時還一度間接開脫，指「貪腐是改革的必然產物」。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提出「新聞八二開」的壽命也很短，而且容許報道的20%負面新聞，只局限於不涉及重大責任的民生意外。
其三，失去真正的新聞和輿論監督，自然無法建立威信，無論從感情和措施上都會脫離民眾，或者令民眾自動與官方絕緣。於是弊病更多：即使是真的、對的東西，也不一定得到民眾普遍認同；推動有利的政策，也會事倍功半；官媒或親政府的聲音，在民眾耳邊過而不入，因為「決策者永遠是對的」，錯的只是執行者，那就讓你自說自話好了。
總之，對新聞和輿論的客觀事物，也賦予單一的意識形態標準和主觀要求，只會令人感到不可親和不可信。這是我們當年的最大教訓。
──回顧過去，不是要挑剔今天，而是客觀思考怎樣才能夠興利除弊？有多少當年的因素還輻射到今天？眼前景象到底是陌生還是熟悉的？是舊貌變新顏，還是新貌變舊顏？我沒有答案，因為事物在不斷演變，關鍵是怎樣變？進退還是循環？只可以說：一直「心聲托付鴻與雁」。能否雁落平沙？已非個人意願可達矣！
（2）中國曾有顯著改變
──回顧過去50多年，中國的新聞和輿論工作不是沒有成績的，1980年代的成績更是顯著。例如，《人民日報》前社長胡績偉把新聞和輿論定位為「黨和人民的喉舌」（以前只是黨的喉舌），得到官方認同和推動。1987年中共「十三大」肯定了人民的知情權，翌年開始起草《新聞法》（可惜沒有持續下去）。較有民間色彩的媒體（例如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北京《新觀察》雜誌）陸續出現，並得到國內外官民讚賞。官方媒體和新聞人也感到舒暢，當時新華社社長穆青說這是他的「新聞生涯的第二個春天」。這些都離不了改革開放的大氣候。
──那時候為了鞏固新聞改革的方向，左派內部學習時也講述很多過去經驗，後來還可公開。印象最深刻的是「不要左」，從意識和行動上都不要讓外界感到「左」的味道。於香港創辦《文匯報》的徐鑄成後來還告訴我們一件事：當年在港創刊時，有受統戰人士主動寫了新報頭，希望換舊報頭，惟這人的形象「太紅」，徐鑄成也感到為難，最後由當時在港主持大局的潘漢年出面推卻。第一任港澳辦主任廖承志來港，還專門提到左派報章「不要造紅面關公」。這些都對左派建立貼地形象有實際好處。
（3）因勢利導 要看效果
──到了今天，也許時移世易，一切要按「實際情况」而變，但關鍵仍是怎樣做？不要一面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破壞新聞自由（事實雖是如此），一面卻輕視自身新聞環境的建設，同時又加強「打招呼」（即調控）的效果。
──我理解今天的形勢和處境，但可以看到仍有若干新聞界人士繼續用不同方法，尋求活動空間。無論於體制內外，今天雖然不能強調獨立思考，惟作為對個人的要求，新聞人也可以做入世的採訪、出世的分析，秉持為整體利益建言的態度，應對時局；還可以通過實事求是的信息和言論，培養、建立多元化和有深度要求的群體。
──從心態上，不要「空嗟往事成夢幻」。不妨嘗試「雙跨」（跨界別和跨時空），把新聞的一分鐘生命變成永恒。歷史證明，風雲突變生《三國》，愁雨飄搖出《紅樓》。既然可以「心聲托付鴻與雁」，為何不可以寄寓在千古風流宇宙間？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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