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黃朗軒:從JUPAS錄取率降低 說到世界主義高等教育

【明報文章】上周大學聯招(JUPAS)放榜,本應期待子女或朋友報喜,卻發現不少學系收生分數躍升,考生就算達到預期分數(expected score)都未能入讀。繼而有數據指出,今年JUPAS的八大取錄率為歷屆文憑試最低。有人稱源於大陸學生來港考DSE(中學文憑試),侵蝕港人教育資源。
筆者正於多倫多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受大學資助,是全球擴大國際收生的「既得利益者」;但同時也感受到國際學生的不容易(學系內仍以本地生為多數),更感大學應該更開放,包容不同國籍人士。儘管博士收生與本科收生不可同日而語,惟這件事引發筆者對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高等教育的思考——即一種以全球而不以本地為基礎的高等教育,收生不看國籍或居留權。本文旨在借題發揮,目的不在於討論JUPAS或DSE本身,而是香港可以如何思考世界主義高等教育。
從世界主義理論看大學
哲學家Martha Nussbaum是世界主義理論的關鍵人物,在「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一文中,她批評以國家為出發點的思考模式,主張個人與學術機構的道德義務應延伸至所有人類,而不僅限於民族同胞。她認為大學旨在培養「世界公民」,應把所有人視為平等的主體,為全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作出貢獻。這看法削弱了基於國籍身分的入學優先權的正當性,因為這是依國籍而非需求或能力分配機會。
學者Simon Marginson則提出「全球公共財」(global common good)模式,意圖超越「國家公共資源」(national public good),將高等教育設想成一種全球資源。在其主張中,知識、研究成果、人才、思想應該跨越國界,而非由單一政體掌控。
這對大學招生的啟示在於:如果以全球而非國家為單位,則應該以最大化全球人才培養為目標。具體而言,可能會增加招收國際生、增加國際生助學金等,而不是把國際學生視為單純的資金來源(學費)。
面對各地文化差異的挑戰,哲學家Kwame Anthony Appiah提出「普遍性加差異」(universality plus difference)概念——所有人都享有同等的道德地位(普遍性),同時需要重視文化多樣性(差異)。這造成招生政策可能出現的限制:不以國籍為招生標準,但需要平衡不同文化,避免形成文化同質化,對多元教育造成負面影響。
在香港的脈絡裏,思考「普遍性加差異」並不容易。首先,在香港動輒就以「左膠」標籤的環境下,「普遍性」變得不合時宜。其次,「差異」彷彿不被承認,一方希望最大化香港學生的比例和利益,(設想的)另一方則最大化內地學生的比例和利益。
然而,國際例子告訴我們:邁向世界主義的高等教育是可行的。例如德國的公立大學,只收取最低限度學費,甚至零學費,這政策也適用於非德國或非歐盟學生。事實上,這並沒有影響本地人入讀大學的機會。資源分配得宜,可同時維持本地人的大學入學機會,並豐富學生的組成,令本地學生也能夠從與國際學生的交流獲益。雖然這對公共開支造成負擔,惟其不依賴出生而以能力和需要為基礎的想法,仍具參考價值。
一些美國精英大學,例如哈佛、耶魯、麻省理工學院,近年都開始推行「盲視需要式收生」(need-blind admission),不考慮學生能否負擔學費,而對有能力的全球學生發放助學金。這些大學都有不低的國際生比率(哈佛27%,耶魯22%,麻省理工29%);相比之下,香港大學有45%學生為非本地生,其實比以上大學更多。但世界主義高等教育的論述卻在香港並不常見,實為可惜。
全球正義與人才培育
世界主義高等教育的其中一個意義,在於支援全球正義,香港的年輕學者其實也是受惠者之一。我自己的研究題目,圍繞香港和台灣的公共知識分子,就算在亞洲研究也是非常邊緣的題目,更遑論媒體資訊等主流學科,但我仍然得到加拿大的大學資助完成研究。這正是全球正義的體現——讓在香港未必能夠順利開展的研究得以繼續,儘管其研究成果未必直接有助於加拿大。
人才培育的論述不單適用於博士生,也可延伸到本科生。大學若以促進全球正義、培養全球公民為使命,就應該發掘並支持各地有潛力的學生。關於「高才」的論述,其中一個討論點是能否留下人才。如果香港培養了一個來自A地的人才,然後他在B地就業,香港不就吃虧了?如此想法,仍局限於地域想像,惟世界主義高等教育強調的,是以全球為單位的思考模式。正如一些網民直接說:「本地人要求本地優先有什麼問題?」世界主義者的回應會是:「地球人要求地球優先有什麼問題?」歸根究柢是背後的意識形態問題——什麼形塑我們思考?為什麼人會假定「本地優先」是唯一合理選項?
超越「大陸人霸佔學位」論述
這在香港的政治和文化環境裏更為複雜,因為香港的「差異」實在太大,導致「普遍性」不容易出現。本地人擔心「大陸化」、被大陸人取代的情感累積已久——由10年前擔心「雙非」(父母皆非香港永久居民)爭奪醫療資源、買不到奶粉,到今日擔心專上教育資源被大陸人侵蝕。除了「本地人優先」的想像之外,還有一種「反大陸情感」:任何資源一旦落入大陸人手上,將嚴重損害香港人利益、制度的公平性、香港的國際地位……與其說這些是論點,更多為觀感主導的想法。其背後是一種根深柢固的種族想像——吸引到西方人才是「好事」;吸引到南亞、大陸專才是「笑話」。
我之所以指出背後的政治文化和種族想像,並不是鼓勵開放更多大陸學生入讀本地大學。這些情感是真實的,並不是「血濃於水」的論述能夠處理。自詡為國際城市的香港,應該想像的是能夠為全球人才培育貢獻什麼,而不單單是為本地或為國家貢獻多少。而且,香港各大學的國際學生中多數是大陸學生,這已是人所皆知。套用Kwame Anthony Appiah的說話,這是以普遍性(國際化)之名壓抑差異(香港和其他非中國地區)。「平等」最後可能成為有心人的政治修辭,而不是一個可實行的理念。
「普遍性加差異」的想法如何可以在香港高等教育落實,值得更多討論。這些討論應該超越「大學學位被大陸人霸佔」的論述,而是真正接觸大學的價值。
作者是多倫多大學資訊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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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朗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