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天卓：政府出一半養育費最直接

【明報專訊】施永青先生一直都語不驚人死不休。最近，他在友報專欄就提出要把生育視為個人對社會的責任：大家不應只從自身利益出發計算養育成本，而要想想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要求人們放下個人利益，單純為了「集體」而行動，在紙上很容易，在現實中卻是另一回事。共產主義國家就是最佳實驗場：蘇聯時代，不斷宣揚「為社會、為祖國、為全人類」的口號，結果大家在生育上還是按自己的盤算來。

中國在毛澤東年代，口號、政治運動、人口政策輪番上陣，從「人多力量大」到「晚婚晚育」再到「一對好，兩個好」，其成本效益一直成疑。

難靠「集體責任感」推動政策

說到底，「為集體犧牲個人利益」是一種成本高的政策選擇——成本之高在於，你得不斷投入資源去宣傳、監督、甚至強制執行，效果還未必穩定。蘇聯在冷戰時期花了多少人力物力搞「愛國動員」，最後經濟一垮，口號立刻失效；中國在計劃生育後期，地方政府不惜用罰款、獎金、甚至行政處分去推行，代價不可謂不巨大。

就算在當代，連比起生小孩容易得多的「環保」行為，都很難靠純粹的「集體責任感」推動。以電動車為例，不少人買電動車，不是因為心繫全球暖化，而是因為政府提供了免稅、補貼、行車優惠等一系列實實在在的誘因。回收垃圾亦然——很多人願意做，是因為放在家門口、投入膠桶的成本很低；要是你叫大家背着幾公斤廢紙走兩公里去回收站，估計一半人都會打退堂鼓。

提高生育率 從改變激勵結構入手

說到底，當「做對社會有益的事」需要個人付出大量成本，而回報卻是分散、遙遠、難以感知的時候，光靠道德號召幾乎不可能改變行為。你可以批評這種算計很「自私」，但它是人類行為的常態。

因此，如果真想提高生育率，與其寄望改變人們的價值觀，不如面對現實，從改變激勵結構入手——減低養育成本、增加直接回報、改善工作與家庭的兼顧條件。否則，不管口號多響亮，「為了社會生小孩」的說服力恐怕還不如一句：「政府幫你出一半養育費。」

維克森林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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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天卓 經濟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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