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草根達人 何靜姍 帶領浸大清潔工友對抗外判制度 零零後接棒搞工會 爭權不害羞、不怕事

【明報專訊】「阿妹」何靜姍每次落區，到垃圾站探訪清潔工姨姨，總被誤會是學生，考察社區做功課。年長者對年輕人的形容五時花六時變，嫌棄時說「後生打壞」，珍惜時又稱「社會希望」；對八十後青年如是，九十後如是，現在輪到零零後、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總幹事阿姍。她自然是帶來光明的年輕人。儘管說話半句便稍停稍頓，務求達意，陷入沉思，她對訴求基層權利不害羞、不怕事。25歲的她，上月與義工團及浸會大學外判清潔工友發起工潮，成功向資方爭取較合理薪酬（每月額外津貼最少300元）。工運前輩對仍有青年投入工運，感慨萬千；阿姍則不覺得，無論自己是Gen Z還是零零後，都沒什麼特別。基層工會資源少，後社運社會紅線多，年輕不年輕，有身位便照樣做——這是她第一份全職工作。

第一場勝仗

「你是不是有點寒背？」記者問。清潔服務業職工會（下稱：職工會）會址的燈光，較浸大工潮罕見勝仗的激情，稍微顯得昏暗。辦公室就只有阿姍一人，只開房燈，較環保，也節省電費。地上放着兩袋她常喝飲品的紙包盒子。辦公桌很亂。站在旁，工作不定時的她伸懶腰回應。

她是工會唯一受薪員工，循大學時期關注基層勞工的經歷，去年初見到工會有空缺便報名；沒預想上班僅一年多，因為前任總幹事杜振豪辭任，在沒有其他人選下，自己便要接棒。阿姍坐着時背彎，站着時腰卻很直。

比起年輕，阿姍的書生氣質更突出。曾為《中大學生報》和「中大基層關注組」成員的她，過往撰文批判資本主義的無形怪手，對外判制度（這新自由主義下的產物）痛恨非常。不過，早前收到浸大外判清潔工友求助，指新僱主給予的薪資待遇不進反退，阿姍暫時收起這個主義和那個理論，心中不時想着如何用最直白語言，將工友私下的抱怨，轉為向資方施壓、爭取權益的動力。「收工回家都繼續看好多清潔工權益資訊，覺得自己research得不夠。」她說。

事緣浸大清潔服務承辦合約在今年8月屆滿，工友的僱主將由「惠康環境服務」轉為「莊臣」。新公司僱用條件中，工友月薪只加0.32元至1.52元，跟凍薪無二致，又設3個月試用期，其間國慶日、中秋翌日和重陽節等勞工假期無薪。7月底，僅上任總幹事約一個月的阿姍，與末代職工盟主席、職工會義務會長黃迺元，還有一眾關注議題的義工，跟浸大工友召開多次討論會，又發起網上聯署，集齊500多個簽名後到莊臣總部遞交聯署信。

「態度好啲！……有任何唔滿意，同返我哋講！你搵任何人都幫你哋唔到。」到了8月初，莊臣梅經理在工友原定靜坐抗議的日子出現，展開喝令風格的對話。他的指手劃腳和強硬態度，反令清潔工友的工業行動，演變為網絡討論焦點，看到相關影片的港人，大都好奇為何今日香港，仍有具張力的工運畫面。

其實，工潮規模不大（百多名員工聯署、50多名工友出席會議），主流媒體報道不算多。莊臣一度私下提出為部分工友增加每月津貼500元，阿姍擔心工友收貨，靜坐水靜鵝飛。但乘着梅經理激起現場工友踴躍提問和維權的氣氛，職工會、義工和工友一行人成功爭取，莊臣承諾取消試用期安排，又在合約明列日間、夜間和暑熱津貼300元至2100元及增加時薪、日薪和加班費等，成果來之不易。

介入社會 將紅線推出一點

熱中在報社打滾和到現場採訪，多於乖乖聽課的阿姍，讀了6年大學；最初是近月經重組「殺系」的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2014年雨傘運動是她對社會變革的啟蒙，還記得當時中學老師送贈周保松《政治的道德》。「我已經忘記那本書講什麼，但記得當時看過後覺得，原來可以這樣去理解政治制度。它講很多民主自由，那時候覺得，嗯，好似現在社會上是欠缺了這些元素。」可是，上過比較政治的課，她又發現對諸如選舉制度的宏觀討論不感興趣。政政4年，她更多修讀文化研究和社會學的課，再多讀2年社會學系。

然而真正驅動她介入社會的，還要數學生報。「當時入去做編委，剛好不斷遇到與勞工有關的新聞。比如Food Panda外賣員罷工、太古可樂廠工友罷工。校內也有一些關心清潔工的團體，我都有過去看他們的活動。」2022年，勞動藝術家、那時為港鐵大圍站清潔工的程展緯，穿垃圾袋作外衣，在大圍站默站抗議港鐵讓乘客單方面為車站清潔程度評分，卻沒教育乘客保持清潔，體貼工友辛勞；阿姍也有到場觀摩，並結識黃迺元，埋下隨後投履歷到職工會的伏筆。

法國詩人韓波說「生活總是在他方」，有人解讀為：理想世界往往不可及，也有人解讀為：生活還有其他的可能。對於憧憬投入工運、那年大學四年級的阿姍，知道職工會存在——「這個會幫工人爭取權益的團體」，有了一個走進草根群眾的機會。她和工友的生活不在他方，就在香港。

香港組織工人運動困難多多。倒是沒有清晰的紅線，劃明工業行動必定犯規，但阿姍的家人有點擔心，害怕她被點名批評——職工會在職工盟解散前是後者的屬會。「我覺得大家是不斷試下條線，看看有沒有可能把它推出一點，比如今次浸大，有些人的反應是『哇！聯署！是還做得的嗎？』我理解其實有好多公民團體，定期做這樣的事，只是大家沒有留意到。有好多嘢大家望落、聽到覺得好危險，實際上都不是那樣。」

工運圈子不大，但仍有同道中人各自努力。「大家都有心的，平日有機會跟大家出來交流，很多人都關注工人權益，只不過礙於任職機構，不能做得那麼出面，或者行動不可以那麼激進。」阿姍平靜吐出浩蕩的話，訴求不過是為長期受外判制度之苦的清潔工，爭取數百元合理津貼而已。

「阿妹」與新方法

區議員落區、關愛隊落區、社工落區，職工會的阿姍也會落區。「嗨！我是清潔工會的同事。」工友姨姨會叫她「阿妹」。「她們普遍鍾意講嘢，我們會向勞工處拿職安健的禮物，比如水樽、毛巾，傾一輪又派下嘢，『蛇齋餅粽』這樣就OK。她們會經常以為我是來做功課，哈哈。」

年輕也好。「如果可以令他們放下戒心（叫我阿妹）都OK。」也有不好。「當有工友求助，約了時間見面，她一見到一個那麼後生的總幹事，我感覺到她們心想『呢條友信唔信得過㗎』，不過跟她們傾下去，只要好好解釋可以怎樣做、怎樣爭取，幫到她們，就會信我或者工會。」

2024年初，阿姍以兼職加入職工會時，與上手同事交接的時間只有數星期；上月初，前任總幹事杜振豪交棒給她，交接則仍是進行式，她有一班職工會理事會的智囊團，部分本身是工友。她常諮詢團隊意見，亦有開拓新方法，如在浸大一役，她和義工製作「點心紙」，印製「下一步行動：1.貼紙 2.唔著工衣 3.靜坐 4.圍管理層 5.罷工」的A4紙，讓工友抉擇。

「因為連續幾日開工友大會，主要是我和義工去主持，好辛苦，一來要嗌勁大聲！二來多數是我們單方面問她們做法是否OK，好似沒有一個溝通的過程，既然人多，不如好似D-Day（商討日）般去做，要工友參與整件事，不是我們去指揮他們。」阿姍解釋。

浸大清潔工遇上的轉約疑難，是全港清潔工恆常被壓榨的縮影；有的舊公司還會要求工友簽署自願離職，省下遣散費。找職工會求助的個案中，每10次，接近10次，工友最後都會「縮」。阿姍希望為工友賦權，意識到自己是有能力爭取權利的，但「很多工友一有少少事情想表達的時候，就好害怕會被公司炒」。「她們同你傾計的時候會講好多，一問到會不會想做多一點、行多一步呀？就會縮的了，『都冇計，個個打工都係咁㗎啦』。」

這正正突顯浸大工友可愛之最。阿姍問工友「會不會想靜坐？」怎料一次有工友本能反應地回應，「她們說靜什麼坐？直接罷工啦！」另次工業行動點心紙放在前，「她們直接選了最激進的罷工」。

原來勇氣是要累積的。2017年，浸大學生和工會代表早有為清潔工友發起校內遊行，那年校方更換清潔服務承辦商時，舊公司拒絕向工友發放遣散費，又要求保安員及清潔工自願離職，再應徵新的公司。「因為以往都有爭取的經驗，所以比較不害怕。我接觸年資比較深，經歷過以前工潮的工友比較好，會答應去爭取一些事情，年資比較淺的就會悲觀些，未去到不同意，但沒那麼主動參與。所以讓工友知道，有機會爭取得到，有機會贏，是重要的。」阿姍總結第一次勝仗。

從細微出發 邊問邊做

阿姍說：「清潔工行業的外判制度是很有問題的，但已經實行了太久。政府或僱主可以將責任推給外判公司，當工友訴求更多權益的時候，公司又會話因為沒有資源，大家互相推來推去，是很有問題的一件事。我想去取消這麼邪惡的機制，可是這東西太龐大了。現在會思考從更細微的東西出發，將意識帶給工友。」

阿姍亦說：「實際上來到這裏（職工會）都依然有點無力，聽完求助或者抱怨後，實際上幫助到的不多。」例如？「例如人工普遍低未必幫到，又如（康文署外判清潔工的）休息室設計，因為經層層外判，責任分散，爭取權益好難。」從事清潔的以中老年居多，又包括不少新移民、少數族裔朋友，入職門檻不高，剝削的門檻也不高。

她未經歷過前輩口中墟冚的工人（或社會）運動，每次聽來好似黃金年代，倒覺得一切新奇。「那時可能還未入大學，或者入了但沒怎麼留意、參與這些行動。經常望到有做過各種示威行動的前輩，都會覺得，嗯，需要跟他們學習怎去做……所以我本身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其實不多，今次工潮其實什麼都不懂，要不斷問以往是怎麼做，下一步要怎麼做，要不斷跟別人傾。」

一時因為年輕，成為新聞人物，她坦言不淡定，「其實好×驚」。做完訪問，她趕往灣仔與被取消黑雨津貼的康文署外判工友商討對策；朝早十一點開工，她翌日凌晨出完跟進post才收工。時常挺直、偶爾躺平，自嘲自己也要學學職安健。

文˙ 梁景鴻

{ 圖 } 曾憲宗、受訪者提供

{ 美術 } 朱勁培

{ 編輯 } 梁曉菲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