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香港演唱會的新語彙——從林家謙個唱的劇場元素談起

【明報專訊】多年前，曾有人批評香港人習慣講「去『睇』演唱會」而不是「去『聽』演唱會」，說明觀眾只為去看偶像、看服裝、看舞台效果，而不重視唱功，不尊重音樂。

林家謙最近的演唱會令我想起以上論調。他是創作人，今年更入圍台灣金曲獎最佳華語男歌手、作曲人及製作人等五大獎項，唱功與音樂才華備受肯定。同時，他的演唱會有豐富的視覺性，其中的劇場元素更是意味深長。

除了林家謙，近年陳卓賢及姜濤的演唱會都巧妙運用劇場元素，這似乎成為香港演唱會的創作趨勢。這確認了演唱會的確是必須去「睇」——觀眾如果閉上眼睛，可能連演唱會主題都懵然不知。

變幻夏日：黑與白之爭

林家謙作曲兼寫詞，音樂風格獨樹一幟之餘，也透過歌詞建構他的世界觀。這次演唱會的主題「White Summer」已有視覺元素：白色的夏天是超乎常態，是六月飛霜。就如林家謙所說，夏天變幻莫測，可以是天晴酷熱，可以是雷暴冰雹。舞台中央的白色巨盒，內圓外方，是為天地；他稱這為「隨意盒」，內藏人世種種的難以預測。

演唱會以純白色揭開序幕，他唱出《夏日之子》及《just carry on》兩首輕快明亮的歌；從隨意盒走出來的除了一身白衣的歌者，還有一群舞者身穿白衣，頭戴大大的白色頭套，跳出歡快舞姿。但隨後，《停止繁殖》唱出絕望：「新世代／等我們絕種／少一點眼淚」。這時，一群全黑的人從隨意盒走出來，黑色入侵純白的世界。

唱到中段，黑白兩群人有肢體衝突，一番糾纏之後，全白的人紛紛退到隨意盒中倒下，並在台上消失。白的光不敵黑的暗。接着，是《無答案》的空虛迷失：「彷似得到過什麼／在瞬間失去就這般給遺忘」，台上只剩全黑的人。黑色，籠罩天地也蠶食內心。

黑與白，闡述着White Summer的主題。這不止是舞台效果，而是一個舞蹈劇場。除了這一幕，林家謙全程躺在牀上唱《小林不動產》，有舞者垂吊在半空伴隨他唱《free fallin’》，以及他唱《某種老朋友》及《記得》時所有舞者穿上黑西裝表情黯然肅穆的葬禮氣氛，都有或多或少的劇場元素。

光用耳朵聽林家謙當然很好聽，但他的世界觀卻要加上視覺元素來展現——他的演唱會也要我們去「睇」。看的不是放煙花、炫目燈光或誇張舞台服裝，而是影音交匯的場面調度。

濤：梅卓燕×姜濤

這種情况，非林家謙演唱會獨有。過去兩年，姜濤及陳卓賢的個唱都有異曲同工之妙。

兩年前的姜濤演唱會名為「Waves」，他獨具慧眼地邀請梅卓燕為開場的15分鐘編舞。梅卓燕是香港著名舞蹈家，擅長以現代方式詮釋傳統東方元素。這部分用水袖與大幅白布製造多變的浪濤意象，姜濤身在其中唱出《濤》。大海與浪濤是威脅着姜濤的險境，也是姜濤自身的力量——愈是在困境中，一個人愈是了解自己。小克的歌詞寫着：「墜瀑布／方知根本我是濤」。

在隨後的《作品的說話》中，主題是更為沉重的戰爭；俄烏戰爭開始後，姜濤請創作團隊寫了這首歌。台上，各舞者擺出拿槍、受傷、倒下等姿態。巨幅白布背後有眾人掙扎的剪影，此時白布成了苦海。舞蹈員的水袖到了歌的中段，又巧妙地化成手中嬰兒，再配以孩童哭聲——新生命在戰火中誕生，是震撼的一幕。

到了《Master Class》，舞蹈員拿起長長的竹枝。歌曲主題是年輕人對抗世界，揮動的竹枝可以代表上一代的指指點點，也可以是懲罰違規者的工具。姜濤就在無數竹枝的圍困之中，唱出「年輕怎麼就是錯／誰不解釋就恨我」。

這部分的主題從自我掙扎到蒼生苦難，意象從身處滔天浪濤到身陷重重圍困；梅卓燕把東方元素結合新派曲風，深化幾首歌的主題，把流行音樂變成當代舞蹈劇場，主題是個體對自我與世界的追問。

Tears：梁祖堯×陳卓賢

說到戲劇元素，陳卓賢（Ian）擺明車馬邀請劇場導演及演員梁祖堯操刀，帶出演唱會「Tears」的主題；點題的部分由《另一個諾貝爾》、《仍在》及《留一天與你喘息》等歌曲串起來。

一開始，台上身穿破爛衣衫的舞者爭吵、追逐、掙脫、離別、擁抱。這一段，以其中一位舞者永別愛人作結。這是個人的苦難。當Ian唱到《另一個諾貝爾》的「情感的瓦礫」一句時，音樂戛然而止，大屏幕呈現一個陷落在災劫與火海中的城市。此時，舞者痛哭、跌坐或自殘，然後一一倒地。這是集體的苦難。

Ian蹲下拍拍一位舞者的肩膀。她勉力爬起來，並叫醒身邊的人，他們負着傷，步履蹣跚地走向前。途中，他們似有不捨地回望那個傷心地，但最後仍是往前走。而Ian雖似是個局外人，但他以悲憫的眼神目送他們遠去，甚至濕了眼睛。此時，從大屏幕所見，大地重現生機。

這段演出表現個人傷痛，也有一個城市傾覆之後的集體創傷，背後是Ian的音樂歷程：從情歌到《地球上的最後一朵花》，他以創作人的眼睛去寫愛情故事與世界苦難。跟林家謙一樣，Ian選擇了劇場元素去呈現他的音樂世界。

百老匯歌舞：梅姐當年的嘗試

香港歌星在演唱會中加入戲劇元素不是近年才有的事，一直對音樂劇深感興趣的梅艷芳就作過多番嘗試。她早在1991年的個唱中就把《壞女孩》及《教父的女人》串起一個壞女人勾引年輕神父（許志安飾演）的故事，她在紅館舞台上抽煙的畫面大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在1999年個唱中，她又邀來徒弟譚耀文及彭敬慈，用《烈焰紅唇》、《抱你十個世紀》及《眼中釘》幾首歌合演一段狂野激烈的三角戀。這兩次演出，都借鏡了百老匯式的歌舞元素。

到了2002年，她更把實驗性的元素帶進紅館。唱着《是這樣的》及《夢幻的擁抱》等歌曲時，台上揭開一個個戲劇場景（有點像小型的隨意盒）：蔡一傑在餐廳等待情人，李璨琛與何韻詩在精神病院發瘋，林家棟則是一個夢遊者。這些人物場景風馬牛不相及，卻並置在同一舞台，拼貼出一種荒謬的現代圖像。

在1983年啟用之後，紅館成為香港歌星的殿堂，也發展出一種當時華人社會前所未有的演唱會文化：要頻頻換衫，要有連場歌舞（連根本不懂跳舞的周慧敏及陳慧嫻都要跳），要有炫目的舞台機關與燈光效果。如學者吳俊雄所言，當時的港式演唱會從日本吸收不少養分。而張國榮及梅艷芳這種能唱能跳的舞台巨星，連開數十場演唱會，就樹立了紅館個唱的典範。

然而，對比那個時代，林家謙等新星的個唱卻有所不同。梅姐哥哥城城學友的個唱轟動，是因為極盡視聽之餘，也因為他們的巨星光芒——觀眾仰望着台上的他們。這些新星的演唱會則是有意與時代對話，並透過以往少見的劇場元素去提供集體的情感治療——觀眾跟歌者是感同身受。當然，上一代歌星不是沒有用過劇場元素去表現主題，例如達明一派的演唱會就有表演藝術的味道，但這在以往是例外個案。

港式演唱會的「歷史詩學」

雖然這裏談的不是電影，但電影學者David Bordwell的「歷史詩學」（historical poetics）概念卻值得借用。Bordwell反對單從美學去討論電影風格；他認為，所有電影風格都跟它所處的歷史情境有密切關係。所以，要研究風格就一定要研究歷史。

在任何創作領域，一種新風格的建立往往是因為在變動的社會中，舊有風格已經不足以回應時代：例如法國新浪潮的大背景是二戰後法國的社會變革，台灣新電影則出現在戒嚴尾聲社會思想鬆綁之時。換句話說，創作人（特別是新一代）面對新的社會形態，要講自己的故事，抒發自己的情緒，往往發現舊的一套不適用、不夠用，而必須自創新風格。

因此，新星個唱使用劇場元素並非偶然。林家謙、陳卓賢及姜濤的音樂都有某種人文關懷，為了與時代對話，他們不甘於純粹提供視聽享受，但有什麼方式可以處理相對複雜的情感與相對嚴肅的主題？他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戲劇性（theatricality）。這種特色，成為香港演唱會一種新的語彙，這是當下香港流行文化的一個有趣部分。當然，這也不限於新星。最近林憶蓮演唱會用未來主義的反烏托邦視覺元素講世界崩壞、城市傾覆，並作出宗教的探問；不斷創新的她，跟新星個唱有奇妙的一脈相通。

在這種戲劇性中，舞者不再只是整整齊齊地「伴」舞，以壯聲勢，他們像演員，是帶出主題的重要元素。觀眾也不再只是聽一首首歌，而是好像看戲一樣，從中思考社會，思考世界，思考自己。

關於廣東歌的研究，一向少有針對演唱會作文本分析。這幾年，整體經濟不景，但演唱會逆市蓬勃，當中有不少深具討論價值的個唱文本。期待有更多人開拓港式演唱會的研究。

文˙李展鵬

編輯˙林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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