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雙周：如何記憶二戰：英雄還是受難者？

【明報專訊】2025年是二戰結束80周年，各國都有盛大的紀念活動。在英國和法國，除了鋼琴音樂會，亦有小規模的軍事演習，還有政治領袖針對俄羅斯的強硬表態。在德國，既有政要表達應繼續汲取戰爭教訓，維護和平的聲音，亦有右翼政黨反對所謂「恥辱崇拜」（cult of shame），要幫助年輕人卸下戰爭原罪包袱的不同政見。俄羅斯則仍是紅場閱兵，紀念衛國戰爭勝利80周年，既表達對於西方人忽視俄國人為二戰作出的巨大貢獻和犧牲的不滿，亦表明誓死捍衛俄羅斯生存權的決心。在中國，舉世矚目的9‧3閱兵亦已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後英雄記憶文化的來臨

歷史敘事的建構，總是基於記憶和遺忘。二戰後，歐洲出現了一種新的記憶戰爭的方式，即所謂「後英雄記憶文化」（post-heroic memory culture）。19世紀的歐洲，記憶戰爭的視角，主要是一種與國族主義有關的英雄浪漫主義。國族主義起源於法國大革命，此後透過拿破崙戰爭（1803-1815），擴散至各個軍事佔領區，並在歐洲蔚為風潮。受此風潮影響，紀念戰爭中陣亡戰士的方式，亦發生了顯著變化。過去，陣亡者的遺體通常被遺棄在戰場上，任其雨打風吹，無人過問。國族主義興起之後，殞命沙場的戰士被當成民族英雄，由官方永久埋葬，甚至設立紀念碑，以及有統一墓碑的紀念公墓。新習俗還包括於公共場所豎立英雄雕像，供國人膜拜，風氣所致，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和20世紀初期的法國都一度出現了「雕像熱」（statue mania）。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爆發後，這種將戰死官兵浪漫化的英雄主義在歐洲開始受到質疑。由於重炮、機關槍的應用，以及將氯氣和光氣這些毒氣作為攻擊的武器成為新的戰爭手段，殺戮變得更加容易。一戰中死亡的士兵高達千萬，平民的死亡人數甚至更高。如此暴力血腥的戰爭手段，如此高的軍民死亡人數，儘管官方仍試圖將馬革裹屍說成是高貴的、英雄的行為，已經很難再令人產生共鳴。因此，一戰是歐洲人記憶戰爭方式的一個轉捩點，從將戰爭中被殺的軍人描述成主動為國犧牲（sacrificium）的英雄，逐漸過渡到將其定位為被動的戰爭受難者（victima）。

將人作為工具，甚至戰爭炮灰的做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變本加厲。大屠殺、萬人坑、集中營、大饑荒、強暴婦女、驅逐出境，還有近2000萬歐洲人的死亡，使得二戰成為歐洲歷史上的至黑時刻。當然，二戰甫一結束，對於戰爭的論述完全由戰勝國主導，戰敗國沒有任何發聲的機會。戰勝國將自己描述為世界的解放者，為此而死的戰士是為反法西斯事業光榮犧牲的英雄，永垂不朽。在不分前線與後方、全民總動員的總體戰下，敵國人的死亡，無論是軍人還是平民，則不過是戰勝國的勝利成果，死不足惜，甚至死有餘辜。

然而，一種後英雄記憶文化正在興起，尤其在德國與日本。作為二戰最初的發起國、最終的戰敗國，它們無法將本國視為勝利者，亦無足夠正當性將死去的國人當成英雄，於是這些國家開始將其看成受難者。它們將國人一分為二，一小撮的「真正的加害者」和大多數無辜平民。加害者已為戰爭付出代價，而無辜平民亦是戰爭的受難者，現在因為戰敗正在承受痛苦。借助該論述策略，德、日逐漸淡化曾是戰爭中「加害者」的身分，並成功地掩蓋了即使是平民，無論是否有意識，亦曾擔任過法西斯的「幫兇」的事實。尤其在日本，因為曾二度遭遇美國的原子彈襲擊，很多日本人對於二戰的記憶幾乎等同於原爆「受難者」。之後，大量的受難者團體出現，積極分享他們在戰爭中的痛苦經驗，獲得媒體的關注，成為了受難歷史的證人。大量與受難者有關的紀念館、展覽廳紛紛建立，其中的圖片、實物和遺蹟，亦成為歷史的證據。這些證人和證據，使得這些受難者身分獲得正當性。當經歷過二戰的人逐漸凋零，這些紀念館成為後人關於二戰的記憶之場，後英雄記憶文化不僅得以形成，並以人權、和平的名義，在全球產生影響力。而「受難者認同」亦成為將歐洲人聯合起來的黏合劑。

▓英雄敘事和受難者敘事之間

中國人對於抗戰的記憶亦經歷過幾次轉折。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無論對於剛剛結束的國共內戰，還是之前的抗日戰爭，都是將其英雄化、浪漫化。中共的建政，既非透過選舉，亦非依靠政變，而是長期的軍事鬥爭。毛澤東自認，中國的革命經驗為世界共產運動找到了一條可行的成功之路，那就是「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和平手段無法推翻資產階級，只有軍事手段才行。故此，毛時代形成了一種崇拜軍人、浪漫化戰爭的政治風氣，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建立即為明證。領導正面戰場對日抗戰的蔣介石，被描述為「不抵抗」的賣國賊，而抗戰勝利的功勞，屬於中國人民，尤其是堅持抵抗的八路軍、新四軍。毛澤東和蔣介石一樣，都主動放棄了要求日方實行經濟賠款的要求，但目的不同。蔣介石擔心一旦要求賠款，無疑會把日本政府推向共產黨一邊，遂決定不妨「以德報怨」。毛澤東做的則是階級分析，要求戰敗國賠償是帝國主義行徑，為社會主義國家所不齒。日本人民長期為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壓迫，一旦要求賠償，資產階級會將經濟壓力轉嫁到日本人民頭上，人民的生活就會雪上加霜。毛時代的視角，頗類似後來德、日將戰爭中的國人實行二分的論述策略。在此政治氛圍下，龐大的受難者群體因其不符合英雄敘事之需，不僅被忽視，甚至被故意遮蔽。

進入改革開放之後，隨着階級鬥爭的論述逐漸被拋棄，現代化敘事取代革命敘事，抗戰的記憶文化亦隨之發生變化。鄧小平急於發展經濟，並將眼光投向鄰國日本。他公開承認，「我們是個落後的國家，需要向日本學習」，甚至親自訪問日本，尋找當年徐福想找的「長生不老藥」，即實現現代化的秘密。日本的政治精英為了民族尊嚴，不願為發動侵華戰爭向中國公開道歉，但願意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對日本來說，向中國提供資金和技術，雖無賠償之名，卻有賠償之實。於是，日本的對華援助，成為中國現代化初期最重要的外部動力。在中日合作的氛圍下，與戰爭有關的議題被淡化，甚至迴避。

在中國實現現代化後，國家變得自信，受難者敘事亦開始出現。1995年，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大會上，時為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指出，抗日戰爭中，中國人的死亡人數高達3500萬，經濟損失則達至6000億美元之巨，故此，中國開始承認自己是世界上於二戰中損失最大的國家。而中國民間亦在積極推動受難者記憶文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京大屠殺。發生於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殺，曾一度是南京國民政府不願提及的事實。發生於首都的屠城事件，不僅是民眾的災難，亦是國家的羞恥。交戰中的國民政府，不願因此消磨士兵及民眾的抗日士氣，一直採取淡化的宣傳策略。但到了1980年代，受到全球尤其是日本的受難者記憶文化的影響，中國的受難者群體要求政府承認自己在戰爭中的付出，甚至要求日本政府給予賠償。此外，民間歷史積極分子、南京當地民眾亦都希望政府有所作為。1982年，日本右翼人士開始修改歷史教科書，將「侵略」改為「進入」，令中國政府極度不滿。故此，1985年，中國政府建立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從此中國亦進入了一個記憶抗戰的新時期，轉向強調集體苦難。然而，受難者記憶固然可以令中國博取同情，佔領道德至高點，惟令中國政府顯得無能，而非強大，並非北京所願。於是，與德、日由受難者敘事主導不同，中國的記憶文化是一種勝利者與受難者兩種敘事的混雜，政府既要突出中國人是受難者，但又不想示人以中國政府軟弱無能、無法保護國人之感，但兩者都要，有時無法做到，畢竟兩者是矛盾的。

近10年來的記憶文化則有重回英雄主義敘事的趨勢。2014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集體參加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可謂史無前例。中國官方亦開始將9月3日，即日本向美國投降、簽署正式文件的翌日，定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並於2015年首次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紀念大會和閱兵式。時隔10年，此次再次「9‧3閱兵」，可見北京對於「抗日精神」的重視。

文˙毛升

編輯˙林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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