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權益達人}林志釉 敢言不敢言 醫療領域黑白難定界

【明報專訊】記者拜訪灣仔的「林志釉律師事務所」，他剛頂着暑熱從鴨脷洲返回辦公室，參加完港大醫學院關於家庭醫學及基層醫療的講座，主題是「病人視角與家庭醫學：如何加強與醫院同儕的協作以提升護理質素」。若在本周檢索關於將軍澳醫院泄露病人私隱的案件，讀者也不難發覺，近幾年遇上醫療爭議或有關醫療政策討論，「林志釉」的名字不時出現。在短短三四日的焦點新聞周期中，他與「病人政策連線」會成為多間港聞媒體醫療版面的常客，跟緊事件回應傳媒查詢，補足病人視角與制度反思——這些評論並非醫學專業的臨牀診斷，也不同於常掛在官員口旁的例行說法，而是以醫務委員會成員兼病人權益工作者的身分出發，結合制度內外的觀察。

公眾利益難定義 披露需審視

回溯將軍澳醫院報警及拘捕兩名醫生之初，事件細節交代不詳，只道家屬向電視台非新聞類節目投訴，導致兩名醫生因泄露病人私隱而被捕，其間引發投訴機制是否失效、醫管局保守缺乏「敢言文化」等討論。隨着更多細節曝光，卻是更多曲折和未解的懸疑。案件現已進入司法程序，更多細節有待披露，而有別於外界常見的批評與憂慮，林志釉指出，醫療是一個極為特殊的領域，黑與白的界線往往難以分明。單一事件必然牽涉病人私隱，加之繁複的專業程序，醫生在某程度上必須保密，而經手的資料亦須嚴格處理。正因如此，當市民投訴醫療專業人士時，必須經過一套繁瑣的法定程序；外界若逐一評論個案，往往也難免過於case specific。

然而對於所謂的「敢言文化」，訪問中他表示，確切含義他未必能完全掌握，但若按字面理解，「如果只是講出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其實並不需要一顆特別勇敢的心才能做到」。問題在於，醫療體系內的同事是否願意開口，有時取決於他們是否心存懼怕。他形容這種掙扎：「嗰件事完全冇人知，我講出嚟，未必有人信；咁係咪要勇敢到去講呢？講完有咩後果？有冇意義？會唔會改變成件事？」在這些考慮之下，許多人往往停在尷尬的處境，心想「算啦，又冇着數、冇得着，反而有風險，甚至可能被解僱」。在這樣的氛圍裏，「吹哨者」難以安心，還可能承受不良後果。不過他提醒，事情並非只存在單一面向，吹哨者有時亦可能帶有不客觀的動機，事件複雜，不能一概而論。「吹哨者究竟是不是正義的角色？而事件是否可以違反程序正義去披露？所謂公眾利益其實很難劃出明確界線和定義，不同事件的披露都需要細細審視。」

「不走運」投身制度 補足病人視角

打開他的事務所網頁，林志釉是一個由離婚以至買賣樓宇什麼生意都接的執業律師，外表總是西裝筆挺，架一副書生味濃的黑框眼鏡，原本全無醫學相關的背景。一開始的參與，帶着某種概率性的「不走運」。

2003年SARS期間，他出現發燒、咳嗽等，且肺部影像「有啲花」，症狀較符合SARS，於是盡快接受相應治療。「當時如果醫生有這類發現，基本上冇得揀、唔可能返屋企。」事後雖發現誤診，林志釉已經接受了注射大劑量類固醇的治療，需要面對骨枯等明顯的後遺症。這段經歷讓他成為香港沙士互助會成員，2008年起更接任會長——互助會章程規定，接受SARS治療者可申請入會，須有入院、治療的紀錄。雖然難界定他是否算「百分百」的SARS病人，但作為接受療程的人，某程度上貼切符合資格。

林志釉回憶起當時的沙士互助會更似病患之間「你幫我、我幫你」的平台，以康樂聚會、日常關照為重。他在2009年加入香港病人組織聯盟（下稱聯盟），需密集接觸倡導工作、發表意見，由此向公共場域做政策倡議的方向更進一步。

2012年5月，聯盟外務副主席張德喜因心臟病猝逝，由林志釉接棒。訪談時觸及往事，林志釉特意分享當年悼念的文章——文內提到張德喜原是工程判頭，因心臟血管問題頻繁出入醫院，於1998年加入聯盟，後出任組織主席，與林志釉的軌迹有相似之處。「他對醫療政策非常熟悉，總是有問必答，在我眼中是智者。」回憶張德喜在病人政策、工作方面積極介入公共面向的形象，對當時仍是新鮮人的林志釉影響深遠。最初接下前人的工作，他還未全面掌握醫療政策與冗雜的體系。在聯盟副主席崗位上一路做一路學，隨着時間和經驗累積，漸漸有更全面的把握。

到2015年，傳媒愈來愈多就醫療事故或政策徵詢聯盟評論，組織內部卻常陷於「要先問清楚大家意見」的時間拉鋸和意見分野。林志釉還記得，有時候記者在電話中等回覆、趕當日截稿時間，組織內部湊齊共識卻有難度，「要問問大家嘅睇法先至好respond，別話7點鐘，7個工作日都未必有回覆啦。如果回應『遲啲覆你啦』，遲啲就冇咗！」

這種遲滯，讓他覺得無法積極推進（move on），落實做應該做的事。「聯盟如果只停留在互助組織的層面，是不可行的。我們應該借助群體的力量，在醫療政策上提出意見、做研究，向外界與政府發表。」後來，他與幾個理念相近的同伴另闢蹊徑，成立病人政策連線並擔任主席，望能更自由且即時就醫療政策發聲。

「道義上，我們必須就住政策提出意見，一定要協助病人組織或個體，讓病人的聲音受到重視。」隨着「功夫做得更多、自由度更大」，傳媒也愈加看重這個新組織的觀點，逐漸形成今日各間本地媒體就不同醫療個案紛紛徵詢意見的場面。林志釉感受到，政府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也開始更重視病人聲音；有時候設立調查小組或檢討委員會，會增設病人組織代表，以提升代表力與公平度。「我們的工作，或多或少產生了一些影響。」

回憶當時的工作，也有一重社會氣氛的加持。

2017年，時值《醫生註冊條例》修訂「闖關」成功，醫委會架構出現改革：新設4名業外委員，其中3人須是由與病人有關的組織選出的代表。林志釉也是這段時期獲推選成為醫委會業外委員。

嘆與政府溝通漸疏 續做政策倡議

回想當時的氛圍，林志釉特別提到第四屆政府、即特首梁振英任期內，「政府與病人組織的協作最為頻繁，那是最光輝的時間」。他稱當時向現任勞福局長孫玉菡給意見，「佢哋都好重視，彼此都合作很好」。雖然社會輿論中不乏對體制的質疑，關於「醫務委員會包庇醫生」的討論也時常出現，林志釉進入醫委會後得以同時吸收體制內外的角度與思考，釐清了不少個案與程序上的討論。

被問到現時病人組織與政府溝通是否依然順暢，他說情况已大不相同。

「林鄭政府之後，感覺政府少咗搵病人組織傾偈、徵詢意見。」林志釉回憶上一屆政府成立之初，曾與病人組織「飲過一次咖啡」，此後再沒主動邀約。「這屆政府就更加少，可以話係零。」他表示，除每年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兩大場合會獲邀出席研討會外，政府幾乎已不再就具體政策主動徵詢病人組織。

談到5年前新冠疫情期間的政策倡議，記者回憶疫情剛起時香港尚未「封關」，醫療界已有不少專業人士提出建議，林志釉及相關人士積極做政策倡導，但政府仍然在反應上相對澳門或一些內地城市「慢一拍」。林志釉說當時內部有醫護要求封關，部分人員提出罷工，醫管局對此相當反感，最終封關成為政府執行的政策。唏噓之間，可見政府對傳染病的監控和應對往往見步行步，未必能達到「超前部署」的理想。

回顧那段混亂而政策多變的時期，林志釉認為自己與病人組織的角色無法直接「推動政府反應」，更多時候是「政府提出政策後，傳媒機構找我們給意見」。然而，即便只是評論政策，也往往沉重。以疫苗政策為例，隨着措施收緊，有時會出現市民「唔打就無辦法生活」的困境。為此，他連同病人組織做過一系列緊跟疫苗措施的調查。其中有一項針對輪椅使用者的細緻調查：部分人因身體狀况無法接種疫苗，但出入商場可能被要求出示針卡，日常出行遭遇不便。又如在強制接種與疫苗選擇的爭議中，他們蒐集了不同人群的建議與憂慮，彙整成問卷和報告，作為政策倡議提出。就倡議結果而言，他說具體的政策變化始終有限，「見不到裏面的人（建制內的人）對意見有什麼具體的考量，或具體改變的地方」。

改變醫療生態 也靠市民

不過也有樂觀的改變。眼下政府提倡的基層醫療健康藍圖，盼集中資源幫助長者等高風險群體及早發現病症，既可改變市民就醫態度，也可平衡醫療資源的壓力——這正是他們早在10多年前已反覆強調的preventive healthcare（預防治療）概念，如今終於在政策藍圖中得到呼應。看來，要真正改變醫療政策與整體醫療生態，長遠而言，不僅政策制定者和醫療體系要承擔責任，市民亦需主動參與到醫療流程中。

訪問結束時，記者視線受辦公室角落的一座雕塑吸引——聖佐治（St. George），童軍的主保聖人。聖佐治直面皇帝對信徒的逼害，在前往面諫的路上，遇上吞食人命的巨龍。最終聖佐治以一支長矛縱馬直衝，屠龍的故事自此被視為勇氣與信念的象徵。林志釉案頭的這尊聖佐治雕塑，卻少了一根矛。他笑言聖佐治是拼上性命搏鬥，「而我當然不是犧牲自己，只是犧牲多點時間啦」。

文˙ 于惟嶼

{ 圖 } 李紹昌、資料圖片

{ 美術 } 朱勁培

{ 編輯 } 林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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