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導賞：40年回望：匯豐總行大廈

【明報專訊】2025年，匯豐銀行慶祝開業160年。匯豐總行大廈（下稱匯豐總行）1985年落成使用，迄今已是40年。匯豐總行是當時全世界最昂貴的建築，耗資50多億港元，被稱作是「太平洋時代的建築」。筆者重讀匯豐總行的建設歷史，訪問有關人士，回顧匯豐總行的建設過程，對香港或許有所啟示。匯豐總行大樓，多年來報刊時有報道，本文謹揀選個人體會深的來談論。

匯豐出的設計題

1977年，匯豐銀行業務擴展到全球55個國家，原來的大樓，日益不能滿足銀行的要求。匯豐銀行起議，在原址重建或增建。此項目稱「皇后大道中1號」（1QRC），設計分南廣場新建（保留1935年的建築）和全部重建兩種設計方案。無論是保留原建築或建一個新樓，在原址上的匯豐總部不能停業。另外，匯豐銀行希望新樓在5年內建成。每名競賽者都要對以上要求給建議和設計。美國、英國、澳洲和香港的7家設計公司應邀參加設計競賽，福斯特（Norman Foster，1935-）的方案，以其靈活和對各種情形的預估獲得董事會首肯。

建築師希望採用施工項目管理的模式（management contracting），由施工總承包商（management contractor）來管理各分包商和開展施工，要求快速施工（fast track）。1980年9月，6家公司參與競投匯豐總行施工的總承包合同，最後由投標者中最小的一家香港公司公和建築（John Lok & Partners）和英國的雲比（George Wimpey International Ltd.）獲得。

公和建築的老闆陸孝佩（John Lok，1921-2015），江蘇太倉望族後人，1942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後在重慶做工程測量，後參加美軍任翻譯。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陸孝佩和幾位同學開營造廠；1950年到達香港，在一家營造廠做副經理。1961年，陸氏夫婦連同陸孝佩的弟弟，3人開創公和建築公司，做了大量的政府和私人工程，如工廠、住宅、辦公樓等，包括著名的美孚新邨和綠楊新邨。陸先生英文好，善於鑽研合同，他在香港的業務如魚得水。陸孝佩的長子陸恭正（Hardy Lok，1948-）畢業於曼徹斯特大學土木建築系，在英國做基礎建設工作，考得工程師牌，於1976年返回香港協助父親。

港建築公司聯繫英施工公司

陸先生父子通過牽線聯繫到英國的大型施工公司雲比，該公司是歐洲最大的施工公司，有7000員工。陸孝佩隻身飛往倫敦，與雲比洽談。兩家公司原來素未謀面，在周末的兩天內迅速達成協議，組成聯合體投標。而此時公和建築100多名員工裏，只有陸恭正一人為合資格的工程師。為準備投標，31歲的陸恭正在香港倫敦之間穿梭，經過5個多月的奮戰，針對13個關鍵目標，寫出厚厚4大本的標書。而投標準備，就花了300萬港元的費用。

1980年秋確定Lok/Wimpey Joint Venture施工時，匯豐銀行首先請他們裝修地盤上的副樓，該副樓建於1966年。當舊主樓拆除後，所有業務要搬入副樓，以保證銀行業務不間斷。這也是對承包商的一項考驗。副樓的裝修於1980年12月1日展開，施工公司日夜奮戰，把副樓圓滿地交給業主，但在「快速完成總部大樓」的要求下，此樓最後還是拆了。1981年7月，匯豐銀行給予正式施工合同，合同內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拆除1935年的舊樓。匯豐老樓太堅固，拆樓本身就是一項硬任務，拆樓進行的30個星期中，新樓的基礎同時開挖。

5組「村莊」組成大樓

匯豐總行地面48層，地下4層，總高180米。建築面積70,398平方米。設計者的構思，是用8組垂直構件，由基礎岩石層升到建築頂，英文稱為「桅杆」（mast）；和5組V字形水準懸吊架（猶如衣架）承受荷載，將整個大樓的各層吊起來。每個桁架「衣架」有兩層高，吊起7至8層樓板。福斯特稱之為5組有特徵的「村莊」，而不是同樣的高樓樓層，疊加上去。

在方案的進展中，福斯特曾提出採用紅色的結構構件，遭到匯豐董事會華人董事包玉剛和利國偉反對。若匯豐的結構採用紅色，以後的那些文章不知該怎麼寫了？大型建築通常牽涉到太多人的意見和決策，一個小的變動，會使工程走向另一條軌道。

因為要快速完成。所以大方案定了後，許多技術細節都在邊設計、邊施工中進行。畫圖利用時差，英國夜裏畫，香港公司早上起來取圖，當時匯豐有部大型傳真機，每天晚上吐出來的傳真檔，長如廁紙。香港公司拿着這些圖紙，就要上工地造出來。 也有些尺寸很大的圖紙，香港公司修改後，連夜找DHL寄到英國去。和英國的聯繫，時時都在進行，電話、傳真、DHL，快遞雖貴，但很多圖紙還是依靠快遞。施工聯席會議，包含建築、結構、機電、施工、業主，幾乎每天進行。施工公司設置電腦房，可以做文字處理。更重要的是調度，讓人、材料和機械，準確及時地出現在工地。

鋼構件英製 表皮材料美研發

施工管理的工作，是統籌工序，使工程盡快向前推進，包括如何將分項目打包發包，如何讓交付等後勤工作轉動起來。皇后大道中的地盤，沒有材料儲存場地，儲存場地分設在香港的其他地方，物料適時準點運到現場。鋼構件在英國格拉斯哥和曼徹斯特生產，海運到香港將軍澳儲存、分類和準備。有的構件有兩層樓高，由船從將軍澳運到灣仔，晚上由改裝過的卡車運到工地。

青衣建基地訓練工人

表皮材料由美國聖路易市的Cupples Products公司研發製造，這是套在大樓鋼結構上的一層外衣，形狀複雜，該公司為此畫了1萬張圖紙。這家美國公司在香港青衣島建立基地，做3層樓高的類比結構，訓練香港工人，他們負責將表皮材料包覆到所有鋼結構上，誤差不超過3毫米。覆蓋面積10萬平方米，重3500噸。美國公司用了900個40呎長貨櫃將構件運到香港。

機電設備和廁所在日本生產，貨櫃在葵涌上岸，要晚上才能在路上運輸，有時需警察封路。地盤高峰的時候，有4500工人在現場，大樓分區分層，每區都有專人負責。

匯豐總行1981年7月啟動重建，1985年5月20日落成；1985年7月部分開放；同年11月18日，大樓由施工方交付給銀行，3500名銀行員工進入工作。實現了5年施工完成的目標。1986年4月7日舉行開幕儀式。這座第四代的總行大廈耗資52億港元重建，是當時全球最昂貴的建築物，比香港同規模的商業大樓，貴近10倍。

影響打破時間、地域界限

竣工於40年前的香港匯豐銀行總部大樓，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具技術含量的建築之一。其影響穿透了時間與地域界限，徹底重塑了高層辦公建築的面貌，影響了此後各地的銀行和高樓建設。回望匯豐，我有幾點思考。

‧技術突破與設計宣言

匯豐總行大廈的「桅杆-衣架」結構不僅解決了快速施工的工程難題，外顯的鋼構管線更徹底摒棄了高層建築對幕牆裝飾的依賴，將結構邏輯本身作為視覺震撼力的來源，挑戰了當時主流商業建築對「體面」外表的追求，宣示了技術理性的自信與力量。建築的美，源自於結構的表達和細部讓人讚歎的精緻。在1980年代初，已經開始運用電腦，推動了電腦在建築生產中的應用。

‧主動提供公共空間空間

為應對香港土地稀缺的矛盾，設計創造性地架空整個地面層，直接催生了底層公共空間的慷慨釋放。在資本主義核心地帶的金融心臟，主動表率了私人提供的「公共空間」。

‧ 工業化預製和環境控制技術的早期探索

匯豐銀行因為希望實現5年建成的目標，實踐構件的預製和現場組裝。匯豐總行的許多構件是模數化重複的，可以在工廠車間內預先製作，運到現場，擰上螺絲或燒焊連接。加大工業化、減少現場濕作業，為中國後來的建築工業化浪潮提供了概念和方法論雛形。

‧跨地域專業協作的樣板

香港憑藉其獨特的歷史與地理條件，成為跨地域協作的重要樞紐。其特有的制度框架（融合了英美工程標準與本地規範）、發達成熟的自由貿易港基礎設施（如葵涌貨櫃碼頭和國際航空運輸網路），以及具備雙語能力的本地專業階層，為國際建築設計與施工的順利落地提供了理想的界面。整合多國技術資源，通過時差接力設計，實現「快速建造」。

追尋21世紀的代表建築

1979年，匯豐銀行在宣布重建時表明，「建造頂級大廈，是基於對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前景的信心，令香港感到驕傲」。1984年，中英兩國宣布關於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的《聯合聲明》。大廈於1985年以高質量建成，是對香港投下的信心一票，讓全世界注意到亞洲東方的這個城市。

作為20世紀建築史上的里程碑，匯豐銀行總行大廈不僅以其「五十年不變」的品質標準經受了時間考驗，更以其多維度的開創性意義影響着當代建築發展。這座建築既是諾曼‧福斯特職業生涯的關鍵轉捩點，更是20世紀末建築全球化協作的典型縮影。如果匯豐總行標誌着1980年代，香港應該尋求代表21世紀的建築，成為能夠主導全球重大基建和地標項目的核心力量。

（文章內容引自公和建築主席陸恭正先生的訪談和資料，感謝陸恭蕙教授的引薦。）

文˙ 薛求理（城市建築研究者，著有《香港建築：從殖民地到全球化》、《大劇院城市主義》）

協力˙ 陳穎婷、邱越、孫聰博士

{ 圖 } 受訪者提供、資料圖片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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