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尉苑：否決同性伴侶條例彰顯法治 無損香港國際地位

【明報文章】近日有文章批評立法會否決《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下稱《條例》），稱其「罔顧司法指引」、「無視社會多元發展」、「嚴重損害香港國際法治形象」云云。此等論斷屬邏輯薄弱、誤讀法律。本文從法理依據、香港社會實際、國際視角等維度分析，指出其立論基礎之缺陷與不實。

誤讀終院判決

從法理依據看，批評者存在對終院判決的誤讀。2023年終審法院審理「岑子杰訴律政司長」案（FACV 14/2022）。若將法院判決解讀作「立法會必須通過《條例》」，實為不妥。在此，筆者特引用判辭原文如下。

第4段：「Article 37 of the Basic Law specifically provides that the freedom of marriage of Hong Kong residents shall be protected by law. This has been consistently understood and construed to mean a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 on the right to heterosexual marriage.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same-sex marriage is constitutionally prohibited. But it does mean that there is no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same-sex marriage under Article 37.」

第12段：「In short, Question 1 must be answered against the appellant. That is, there is no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same-sex marriage in Hong Kong.」

第132段：「The ECtHR noted that the relief sought “would only oblige Italy to take legislative measures in this regard, leaving to the state the space to address any legitimate aim by tailoring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 …”. It held that a margin of appreciation existed “in relation to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such recognition”.」

第146段：「Subject to consideration of the SJ’s arguments to the contrary, the appellant’s relationship with his same-sex partner is entitled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w pursuant to his rights to privacy and family, requiring provision of a scheme for legal recognition in an appropriate form of same-sex union.」

第175段：「The Court acknowledges that the respondent Government have a margin of appreciation to choose the most appropriate form of registration of same-sex unions taking into account its specif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for example, civil partnership, civil union, or civil solidarity act).」

第214段（判辭最終結論）：「It is Declare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in violation of its positive obligation under Article 14 of 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to establish an alternative framework for legal recognition of same-sex partnerships (such as registered civil partnerships or civil unions) and to provide for appropriat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ttendant on such recognition with a view to ensuring effective compliance with the aforesaid obligation.」

上述關鍵原文清晰表明了法院立場，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和執行框架。從判辭原文不難看出，《基本法》第37條保障的是異性婚姻權利，不包括同性婚姻。香港不承認同性婚姻，並不違反《基本法》。

訂替代框架 政府有裁量權

在如何保護同性伴侶權益方面，判辭亦有表述：政府有義務根據《香港人權法案》第14條建立替代框架，為同性伴侶提供法律承認和基本權利保障。至於替代框架的具體形式，法院並未強制要求採用「登記制」或其他特定法律框架。特區政府在設計替代框架上有一定裁量權，可根據本地社會文化背景選擇最合適方式。

更重要的是，終院僅判定政府負有「積極義務」，並未越權指令立法機關必須通過某一法案。判決還將時間寬限至兩年，意在為政府提供充分空間探索符合社會實况的方案，而非機械地推行某一制度。

根據《基本法》第73條，立法會享有獨立的法案審議、修改和否決權。司法機關的判決，對行政機關具約束力，但並不能替代或凌駕立法程序。立法會否決《條例》，是依法行使立法權。特區政府提交法案，是履行判決義務的一種方式；若法案未獲通過，仍可尋求其他替代路徑，例如行政措施、個別權利政策調整等。所謂「罔顧司法指引」的批評，實質是模糊了司法與立法的職權界線。

此外，平等權利並非絕對原則。《基本法》第37條明確保障婚姻為異性結合制度，法院亦未否定該原則。在兼顧傳統婚姻制度下，以漸進方式保障同性伴侶權利，符合香港現行法律體系的兼容性要求。

再看香港社會實際：否決《條例》，完全符合主流民意。在倫理爭議較大、社會準備不足的議題上，審慎立法本身就是負責任的做法。立法會審議《條例》期間，公開徵求社會意見；在收到的1萬多份意見書中，反對意見逾八成。即便個別民調顯示年輕群體支持率略高，惟社會整體對該議題遠未達成共識。立法會的否決行為，是切實回應主流民意，而非所謂「零和思維」。

吸引國際人才 受綜合因素影響

至於「保障嚴重滯後」、「專業人才流失」等說法，有誇大其詞之嫌。批評者在文中提及的個案，不能代表大多數專業人士的選擇。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在吸引國際人才方面，更多地受到經濟、法治等綜合因素影響；LGBTQ（性小眾）政策雖有影響，但絕非決定性的因素。國際法治的評估，不依賴單一議題。香港的國際法治形象基於司法獨立、合約保護、產權保障等多重指標上。世界銀行治理指數、法治指數等權威評估中，從未將同性伴侶立法作為必要指標。即便在英國、澳洲等普通法國家，其部分地區也曾長期拒絕同類法案，惟並未因此被視為「法治倒退」。新加坡作為全球商業中心，同樣未承認同性婚姻或伴侶登記制，難道就能因此斷言新加坡對國際人才的吸引力不足？

再說台灣，作為亞洲首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地區，其立法過程引發巨大爭議。2018年有多達67%公民投票反對同性婚姻，但當局貿然推動立法，導致在同性婚姻合法化後，反對聲音依然高企。這表明在社會缺乏共識之下強推有關議題，極可能加劇撕裂對立。香港若然「有樣學樣」，相信也可能面臨類似局面，不利於社會和諧穩定。

站在國際視角看，香港立法會的決定，是在現有社會條件下尋求最大公約數的理性選擇。

香港是中外文化交匯之地，既有國際化特徵，也保留深厚的家庭與傳統價值觀。批評者將「否決《條例》」等同「開放包容淪為空談」，實為非黑即白的簡化邏輯。保障少數群體權利，需與整體社會接受度相協調，而非強行推進，致令對立加劇。

不久前，筆者曾讀到友人關於同一話題的論述：「作為觀察者，我們必須警惕這種『價值觀外包』的思維。它不僅脫離了香港社會的現實土壤，更可能讓我們在國際壓力下不自覺地削弱了自身的主體意識與審議空間。」筆者對此頗有同感，同性伴侶制度非普世標準，本港現行決策符合區域實踐。

在亞洲，同性伴侶法律保障進程迥異：日本、韓國至今未全面承認同性婚姻或伴侶登記制度；新加坡雖廢止同性性行為禁令，但仍明確拒絕同性婚姻；僅台灣、泰國等少數地方取得突破，惟其政策路徑與當地文化、宗教等背景密切相關。在歐洲，不同國家於該議題分歧巨大，譬如匈牙利近年就曾推行反同性戀的法案。把歐洲想像成鐵板一塊、毫無爭議的「開放典範」，恐怕是過於簡化了。把歐美在特定歷史脈絡下形成的實踐，默認為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真理」，實難令人苟同。

三權各司其職 彰顯特區法治成熟

有鑑於此，立法會否決《條例》，與亞洲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審慎決策相符。而把「國際化」等同「採納西方模式」，本質是一種文化霸權邏輯。把「政府應履行判決」等同「立法會必須通過《條例》」，既忽視了特區立法機關的獨立性，也混淆了「司法約束」與「立法服從」。終院判決的對象是行政機關，不是立法會。司法、行政、立法各司其職，恰恰彰顯特區法治之成熟。指摘「立法會的否決動搖了香港作為國際法治社會的根基」，不僅邏輯不通，更是對香港法治的不尊重。

香港的國際形象，源於其健全的司法體系、自由的市場經濟、高度開放的社會環境等，而非對某一議題的片面迎合。總括而言，今次否決的結果，絲毫不影響本港國際地位。未來，有關替代方案仍可繼續探索，但須在社會共識與法治框架下穩步推進。

作者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粵港澳大灣區聯合調解研究院跨境法律服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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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尉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