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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豪:施政報告AI藍圖:政府如何跨越導致九成企業失敗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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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在2025年的《施政報告》中,特區政府明確提出要以人工智能(AI)推動政府治理體系的改革。這份報告不再將AI僅僅視為科技創新的一環,而是上升至提升政府效能、重塑公共服務流程,甚至激活整個官僚體系的層次。其中最具標誌性的舉措,就是成立「AI效能提升組」(AI Efficacy Enhancement Team),由政務司副司長領導,以促進學習和協作。

這個小組的目標,是協調與推動各政府部門有效應用AI,例如統計處已利用AI從數以千計的上市公司財務報表中擷取數據,有效提升統計效率;1823熱線也已應用AI語音識別與自動回覆以減少三成處理時間。施政報告更列出具體目標,包括在2026年內推出100項涵蓋公共行政程序的AI應用方案,並於2026至2028年間推動AI旗艦項目,涵蓋醫療、交通、建築審批、客服等領域,不僅提升效率,亦希望進一步落實「AI+政府服務」的藍圖。

然而,即使在私營市場,AI的應用也面對重重阻力。麻省理工學院(MIT)NANDA項目於2025年7月發表的《企業AI現狀報告》(State of AI in Business 2025)(註一)指出,全球企業在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上的投資已超過300億美元,但其中95%的項目未能產生實質回報。報告形容,這是一道「GenAI鴻溝」:儘管超過八成企業試用甚至部署了AI工具,但真正能夠整合AI於核心工作流程並產生盈利或效率成效的,不足5%。

MIT的研究指出,AI項目的失敗,並非出於模型不夠先進、數據不夠充分或法律風險過高,而是因為多數系統無法學習、缺乏記憶力、無法適應場景,也無法與用戶的實際工作流程整合。絕大多數所謂的「企業級AI」工具,無法根據用戶反饋進化,只能生搬硬套地運作,結果便是「試一試,最後棄用」。

報告歸納出幾項關鍵障礙。首先是工具本身的「靜態性」:AI系統往往只會一次性回答,而不能記憶和學習用戶的習慣與修正。其次是系統與現有流程脫節,無法嵌入企業的實際操作環境。第三則是企業缺乏變革意志,視AI為「技術升級」,卻不願重構流程與角色分工,結果是「買了系統,用不下去」。

政府推動AI 需制度文化巨變

這些問題對香港政府的AI計劃構成了深刻的啟示。政府要成功推動AI應用,不僅需要技術投資,更需要制度與文化的巨變。AI改革的最大障礙,不在於技術,而在於組織本身。MIT報告指出,最成功的AI應用來自於那些肯定調整權責關係、推動跨部門合作、重設工作流程的機構。反之,那些將AI視為「點綴」或「展示品」的機構,往往無法真正跨越GenAI鴻溝。

對政府而言,這意味着要走出傳統官僚架構中部門分割、資訊孤島、責任模糊的困局。AI項目的成功需要打破部門的封閉邊界,實現資料共享、流程重設與責任再分配。這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權責分配問題。AI若要真正融入公共服務,意味着要重新定義誰有決策權、誰負責執行、誰對結果和表現負責,從而挑戰既有的權力結構與行政階層。

部門需資料共享 權責再分配

舉例而言,若一個AI工具能自動處理八成的查詢服務,那麼部門會否願意重新分配人手?是否願意將一部分決策權交予AI與前線人員,而非由中層管理層審批?若AI能準確地預測申請錯誤率,那麼審批程序又是否需要簡化?這些問題,都是對現有制度的根本挑戰。

因此,AI改革的核心,不在於「引入新工具」,而在於「重設決策與行政邏輯」。這需要政府展現決心,真正以「結果為本」而非「程序為本」來推動改革。正如施政報告所言,要打造一個「結果導向」的政府文化,但這句話的實踐,需要從重構績效評核、改變部門協作方式、鼓勵前線創新等多方面入手。

建立共創文化 方能成功應用

此外,要讓AI在政府內部真正落地,還需要建立「共創」(co-creation)的文化。MIT報告指出,最成功的AI應用,來自使用者與技術團隊的持續互動與共創,而非單向的產品交付。這種做法與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密切相關,需要與前線公務員、市民、技術專家一同構思、測試、發展,才能打造符合實際需求的AI服務。

然而,這種共創文化在傳統公務體系中並不常見。公務員習慣於自上而下的政策指令與標準化流程,而共創則要求開放討論、試錯容忍與跨界協作,這對政府體系是一大挑戰。但若不能建立這種文化,AI項目便只能停留在試點與展示階段,無法真正改變公共服務的面貌。

要讓這些非正式的創新轉化為制度化成果,政府可以考慮設立「AI實驗沙盒」,讓各部門可以在不影響核心系統安全的前提下,測試不同AI工具,並收集使用者建議。AI效能提升組應該成為這些創新實驗的統籌者,建立跨部門學習社群,促進經驗交流與制度創新。

AI改革與重塑官民關係相關

最終,AI改革不止是關於效率提升,而是關於政府與市民關係的重塑。若AI只是用來「取代人手」或「自動化程序」,那麼它很可能會加劇行政冷漠與市民疏離。但若AI能被用來更好地理解市民需求、提供個性化服務、促進政策透明,那麼它就能成為重建公民信任的工具。

這正是AI改革的兩面性:它既可能成為「冷酷政府」的工具,也可能成為「智慧公僕」的起點。關鍵在於政府是否願意去分享、重新分配與重新定義權責,是否願意將AI視為公共價值的延伸,而非僅僅是行政效能的提升。

總括而言,施政報告為香港政府AI發展訂下了藍圖,但MIT的研究則提醒我們:成功的AI應用,從來不止是技術問題,而是制度與文化的變革。香港要真正跨越GenAI鴻溝,必須打破既有的官僚邏輯,推動組織共創,開放流程再設,並與市民建立新的互動模式。否則,AI將只是另一套「貼膠布」式的改革,徒有其表,難成其效。

參考資料:

1. Challapally, A., Pease, C., Raskar, R., & Chari, P. (2025). The GenAI Divide: State of AI in Business 2025. MIT NANDA. https://mlq.ai/media/quarterly_decks/v0.1_State_of_AI_in_Business_2025_Report.pdf

作者是美國史丹福大學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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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