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烈顯倫：「誰是我母親？」——談女同志人工受孕誕子案（上）
【明報文章】於「NF & R」案（HCMP 447/2022；2023年8月31日頒布判辭），歐陽桂如法官在原訴傳票訴訟（originating summons）中，面對着就人類迄今為止未知的家庭關係給予司法承認（judicial recognition）的任務。
這是一個名為「互惠人工受孕」（RIVF）的新醫療手術所帶來的結果，即從一名女性的卵巢取出卵子，透過匿名男性捐贈者的精子做人工受孕，然後植入另一名女性的子宮。
「互惠人工受孕」帶來的問題
此手術並不像聽起來那麼簡單，且也不確定能否成功，例如必須使用一種名為「Lucrin」的荷爾蒙藥物，嘗試令兩名女性的月經周期同步；還需要向第二名女性給予另一種藥物，以增厚其子宮內膜。
藉此程序誕生的孩子，誰是「母親」的問題不存在爭議：懷孕足月、分娩、哺育嬰兒等的第二名女性，顯然是母親。但與嬰兒存在直接基因連結的第一名女性呢？
《生死登記條例》的法定表格（附表2表格1）裏，提供空間填寫一名母親及一名父親作為嬰兒父母；對於提供生育嬰兒所用卵子的女性，該表格不承認其因RIVF而產生的家長身分（parenthood）。
此外，在香港本地話中，「parent」就是指「父母」，並無日常用語來描述親生母親與孩子的關係。然而，知曉一個人的血緣關係是重要的：隨着孩子長大成人，公民身分、國籍、繼承、祖先身分等事情，或會變得跟其人生息息相關。
訴訟案件的事實
R和B是女同性戀者，已經以伴侶身分共同生活一段時間。
高等法院審理此案時，屬本地華裔人士的R年近40歲，擁有大學學位、從事有酬工作；來自南非的B，則40多歲。兩人皆是香港永久居民。
2019年，她們於南非締結同性婚姻（受南非法律承認，但當然在港則不是如此）。
2020年她們在南非接受RIVF，一名匿名男性捐贈者之精子使R的卵子受孕，然後植入B的子宮。她們隨後返港，2021年誕下男嬰K。
此後，如法官所裁定，B、R和K以家庭形式共同生活。法官也裁定K「由B和R所照顧，及提供經濟支持」。
隨着K成長，他與B和R的大家庭建立了密切關係。這無疑是他成長歷程的重要一環，因為必然是在這些關係之中（除了其家庭環境之外），該孩子才發展出詞彙來識別他與兩名母親的關係。例如，她們是否以家庭暱稱來稱呼？就此方面，判辭保持沉默。
不管怎樣，作為K之「訴訟保護人（next friend）」的R提起法律程序，尋求就R與K之基因關係，得到受法律承認的宣告（declarations）。
本案的背景是《父母與子女條例》（《條例》）——此條例於1993年通過，主要處理代孕所產生的問題。其中一個特別焦點落在第6條，賦權法庭可以就父母身分發出宣告；及條例第五部分，其處理醫療治療案例中的父母身分認定。惟這一切都是在異性戀伴侶的脈絡之下，而非女同性戀伴侶，後者引起完全不同的問題。
歐陽法官判辭裏，缺乏對RIVF的檢視，及該手術最初是如何、在何處發展。不過，據現有資料所能確定的，當1993年《條例》成為法例時，此手術在港還不為人知。
K的律師極力主張R對於K的「家長身分」（parentage），符合《條例》第6條和第五部分的宣告性濟助（declaratory relief）。但歐陽法官相當正確地駁回，《條例》的體制根本不允許如此。
法官總結如下（判辭段160至161）：
「經證實，B和R根據南非法律締結婚姻，且處於一段忠誠關係。她們打算成為共同家長（co-parents），利用RIVF誕下K。此後她們共同撫養K。」
「在上述分析裏，我將R視為基因家長（genetic parent），以顯示她與K有關連。惟在日常生活中稱她為『基因家長』，未免無禮。我無法想像K以這種方式向其他人介紹她。法庭不能依據第6（3）條作出宣告，因為R不屬於該法定體制。我盡我所能，根據原訴傳票訴訟的『任何其他濟助』部分，我宣告R是K的『普通法下的家長』。」
此「宣告」列入公開紀錄，明確承認K跟其母系基因先祖之間存在密切關係。
法官展現了普通法靈活性
假以時日，或者出現更多此類性質的案例，本地語言可能會追上對這種關係的法律承認；但鑑於此類事件的罕見性，也未必如此。在此之前，出生證明書將繼續把生母列為「母親」，而「父親」一欄則仍為空白。那就這樣吧——如此案例比比皆是，最突出的或許是單親媽媽帶着孩子的情况。
正如法官所說，這是她所能做到的最好事情，展現了普通法在正確運用之下所具備的靈活性。
故事就此結束嗎？並非如此，這故事以奇怪的方式繼續。下周續談。
（編者按：原文為英文，由本報翻譯成中文；標題為本報編輯所擬，原題為「”Who is my mother?”」；下周五(10月24日)續）
作者烈顯倫（Henry Litton）是終審法院前常任及非常任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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