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王卓祺：香港是否M形社會？
【明報文章】早前立法會議員洪雯在《明報》發表題目為〈重塑階層流動 構建「橄欖形社會」〉的3篇文章（編者按：分別刊2025年10月2日、9日、16日）。這個「建構『橄欖形』社會」的意念十分好，值得肯定。社會分析是公共政策的基礎，也是判斷社會性質的重要工具。2019年黑暴期間出現「生於亂世 有種責任」的觀點，便是誤判，以為香港水深火熱、需要「革命」的鬧劇。洪雯的探索值得肯定。本文嘗試深化這個討論；首先介紹洪雯的主要論點，然後看看政府的收入統計數據是否有所啟示，最後才回答香港是否M形社會的問題。
香港「M形社會」的說法
洪雯認為「現實中其實存在着『兩個香港』，即『一號香港』（或『精英香港』）與『二號香港』（或『基層香港』）」。她認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資本流通平台、「超級聯繫人」是全球化的贏家，但能夠受益的主要是精英階層，即她所稱的「一號香港」。而由於香港經濟競爭力弱化、產業空心化和單一化、缺乏新經濟增長點，還有階層固化、年輕人和基層缺乏向上流動機會等現象，中產階層及基層淪為「二號香港」。最要命的是，「現實中，平行時空裏的『兩個香港』幾乎沒有交集」。她引用大前研一的「M形社會（M-shaped Society）」作比喻，「即社會結構當中出現明顯的兩極分化現象，特點是中產階級逐漸萎縮，富裕階層與貧窮階層的比例增加，形似字母『M』的形狀」。
香港貧富懸殊早已是街知巷聞的社會現象；M形社會之說亦不時有人提出，莫衷一是。這亦有可能是大家引用數據或社會現象不同之過。2007年統計處時任處長馮興宏便指出，香港出現大批低薪的臨時工，但全屬自願，與大前研一的指標不符，並以此否定香港為一M形社會的說法。由於香港貧富懸殊，不少人亦認為香港社會流動不足，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及中產階層向下流的M形社會趨勢及說法，便大有市場。
筆者之前引用住戶食物開支資料，指出基層的公屋居民的食物開支，與居屋及私樓居民的絕對值差別不大，是支撐香港美食天堂的社會基礎。這說明香港「食得公平」，也可以說不同階層日常交集，例如茶餐廳、快餐店，各式人等都樂在其中，享受香港各種美食。
類似M形社會的說法，當然與香港「食得公平」相左了。不過，M形社會的說法值得令人警覺，需要深刻反思。
香港社會結構：貧富懸殊但中產無弱化迹象
究竟洪雯及以前一些論者對香港社會結構的評估，是否得到現時蒐集的統計數據的支撐呢？此文提供的數據是筆者單方面猜想，並不一定對；但對進一步探索香港社會結構，應該是有幫助的。
大前研一的「M形社會」大意指中間收入階層人數縮少，其減少部分流向最低及最高階層，變成社會兩極分化。圖1是2011、2016及2021年3次香港人口普查的工作人口，每月主要職業的收入分層的人數變化。圖1的10年時間跨度的3個年份數據，可以大致扣減通脹的影響。圖1看到最低層的少於2000至9999元每月收入，2011年佔327萬工作人口的35.2%，5年後減至佔342萬工作人口的18.6%，再5年後，再減至佔335萬工作人口的12.5%。通脹因素理應不會有如此作用吧！
最重要的是中間階層，筆者將幾個收入分層合併為10,000至29,999元，比例是上升中：由2011年的48.6%，分別升至59.4%（2016年）及58.9%（2021年）。不過，最高收入分層人數的上升比例亦不低，3萬至6萬元及以上的收入層，由2011年16.4%，升至2016年22.1%、2021年28.6%。
圖1的數據顯示一個圖象，就是近20年來少於1萬元月薪的基層人數收縮，中間收入階層稍有擴大，而最多增加的應該是最高薪的收入分層。總之，這些不同收入階層的人口數據，並不支持香港M形社會結構的說法。
香港住戶收入分佈的緬甸大金塔圖象
圖2記錄了3個統計時段，即2001、2011及2021年3次人口普查的住戶每月收入資料。這些人口普查資料，按10組的十等分（即每組佔十分之一住戶）的每月入息所得。筆者不羅列分配後（即除稅及福利轉移）的資料，因為變化並不大。
首先，我們看看圖3，它將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即2021年，按十等分住戶，每個十等分的收入比例由最高的份額，依次疊加上去，依人囗結構的圖形表達出來。這個圖像看似緬甸著名的仰光大金塔。當然，這構圖有點創作成分，但最重要的是更形象地，如圖1資料所顯示，沒有中間收入階層縮小的形態。
跟着，圖2的數據多了2001及2011年，即有20年間3次人囗普查的數字。由於是收入的份額，所以沒有通脹的考慮。3個年度的數字說明，第一，最低20%住戶得到的收入份額少得可憐，由2001年3.2%，到2011年2.7%、2021年2.2%。
第二，中間收入階層，我們分兩個劃分方法：第一個由十等分的第四至第七分組，即40%住戶，另外一個由十等分的第三至第八分組，即60%住戶（每個十等分的具體入息分配，見圖3「大金塔」數字）。兩個劃分均顯示20年間，中間階層並沒有減少的情况。
第三，最高收入20%的收入份額，亦是十分穩定，3個年度均為56%至57%之間。總之，圖2的住戶收入的份額分佈，亦缺乏支撐M形社會的說法。
總結
從附圖的圖象及資料，筆者找不到香港有M形社會結構的證據；也可以說，香港並沒有「兩個香港」。若有一個「精英香港」的話，最高收入的兩成住戶以此稱之，亦不為過。但洪雯所謂的「中產香港」及「基層香港」與「精英香港」的兩極分化甚至對立的現象，不出現於本文所表達的數據之中。
香港住戶收入分佈結構所顯示的社會形態十分穩定，但十分不理想；中間階層佔比，亦不可以說是太小的。從社會結構的形態，香港2021年住戶收入分佈像一個大金塔，其底層佔比太大了。洪雯希望建構一個「橄欖形」社會的目標，遙不可及。
從本文的資料來看，問題不是出在中間收入階層，而是基層原收入分配少得可憐。正如洪雯的「兩個香港」立論，金融中心一定拉大貧富差距。筆者以前亦提過，香港最低時薪42.1元，是少得可憐的待遇。紐約及倫敦也是金融中心，其基層工資亦非如此刻薄。如何改善基層收入是一個大課題，亦是有效解決香港是否M形社會爭論的一個方法。
作者是新範式基金會資深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高級名譽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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