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趙永佳、梁雅文：誰的成功——Band 1名校中的「平凡學生」
【明報文章】自上世紀70年代起，香港的學校「Banding」分班制度誕生，最初不過是行政上的方便，卻漸漸成為社會階層的隱形標籤。Band 1被譽為「精英搖籃」，彷彿踏入其中便握有「成功」門票；Band 3則被貼上「墮落區」的烙印。然而在被光環籠罩的名校裏，是否每個學生都能如願踏上所謂的「成功之路」？
事實上，於Band 1校園裏，隱藏着一群「平凡學生」——他們未能藉DSE（中學文憑試）直通大學，只能走副學士、基礎文憑的「繞路」，努力重返正軌。根據數據，每年約5萬人報考DSE，僅約1.5萬人透過JUPAS（大學聯招）躋身「八大」，另有約5000人則經副學士或高級文憑，以「高年級生」身分重返大學。這些人不是失敗者，他們才是整個體系裏真正的「中位數」。
本文講述3名來自Band 1名校，成績未必出眾，卻依然努力不懈的學生：Jessica、Noah與Johnny。他們的故事如同一面鏡，映照出教育的本質，令我們不禁反思——到底教育之目的，是否只是為了「出狀元」？
「中學係一場我搞唔清楚規則嘅讀書遊戲」
小學時期的Jessica成績頂尖、字寫得靚、默書一字不漏，雖出身基層家庭，卻是老師眼中頂尖的「乖學生」。
「以前寫字練習好流行penmanship（英文書法）嘛，每當媽媽覺得我隻字唔靚，就會擦晒叫我重寫。」在媽媽嚴格督促下，她順利考入油尖旺一間傳統Band 1中學。本來暗地期望小學的「卓越」能延續到中學，但她很快發現現實不似預期。
以往Jessica只要早兩日努力背默，便能夠輕易取得好成績。「但去到中學，你會發現愈來愈多題目要你組織邏輯，或者需要你去思考」，她說。對於中英文作文，總是無法於時限內完成，數理科又完全不懂如何做，她直指「搞唔掂」。
面對成績轉變，她不是一下子放棄，反而頻繁上試卷操練補底班，亦主動詢問老師，惟收效甚微。「其實我覺得未必有用，因為你多做幾次都好，你冇嗰個技巧，都唔會變有」，她苦笑着說。
最令自己徒勞無功的感覺急劇浮現的，是老師無心的一句：「我真係唔明你到底係唔明咩。」面對老師眉頭一皺，Jessica對自己的能力充滿懷疑——難道自己真的是「教極都唔識」？
曾經最熱愛的自己，後來選擇「躺平」，「都係想補救，但可能會覺得太遲，補救唔到乜」。
Jessica無力感的內化，源於無法挽救「繪出成功故事」的機會。她曾以為只要努力，就能夠由基層躍升。可惜，她缺乏的從來不是努力，而是其他中產學生自小受過的「精心培養」（concerted cultivation）：參加課外活動、擅長表達、具批判思維、熟悉制度——這些真正能夠於教育和社會體系裏取得優勢的「方程式」，卻從無人教過她。
「中學係一個放棄自己嘅地方」
Noah的故事，是另一種無聲的放棄。與Jessica相似，小學時的他有着「冠軍相」：幾乎年年當班長，是人人眼中的品學兼優模範生。儘管家境清貧，Noah順利升入深水埗一所Band 1中學。「即係升中嗰一刻，我已經覺得自己升咗入大學㗎啦。只不過冇諗到後面有咁多嘢發生」，他感慨道。
然而中二下學期，一場皮膚病爆發，改變了一切——臉上紅疹令朋友避而遠之，而本應守護他的老師與社工，卻只有「走過場」的隨便問候。那時的Noah，未察覺自己情緒已悄然崩潰。
「你會不會說學校重視同學的心理健康呢？」筆者問。Noah答：「唔重視，絕對。」
Noah回憶，學校唯一關心的是紀律與成績。學生在早會中暑，無人理會；訓導老師甚至強迫學生當眾除褲，只為檢查校褲牌子。學生的聲音，在這裏被視為笑話，非尖子生更是被忽視。這種情况，在Noah高中誤選兩科不適合自己的理科之後，更加嚴重。
物理老師從他考低分開始，就似乎放棄了他。課堂不講解公式背後的原理，課後問問題也被敷衍回應，「佢又好『hea』（敷衍），問佢問題都唔答，就令我覺得真係填鴨式教育嘅感覺囉」，Noah無奈地說。
知道自己無法達到大學最低門檻「33222」後，他選擇放棄，「反正讀嚟都冇用。」Noah並非一開始就覺得自己是「冇得救」，相反，是Band 1學校無形的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把成績和紀律當作衡量一切的標準，將他慢慢推向邊緣，陷入「我唔夠好」的內化與服從。事實上，他從不是「唔叻」，只是這套遊戲規則不適合他。
「中學係一場文化與語言嘅雙重迷宮」
Johnny的經歷，則是一場歷時6年的語言與階級夾擊。他的雙親出身草根，深信「傳統名校是成功溫牀」。聽聞友人兒子在油尖旺一所直資Band 1名校的成功後，他們雀躍地帶着小學成績不錯的Johnny參加該校入學面試。順利入讀的Johnny，完全不知自己即將踏進文化與語言的雙重迷宮。
該學校全英語授課、外籍老師眾多，對家境富裕的學生來說或許輕鬆，惟Johnny自小接觸的英語僅限課本內。本身英文底子不夠用時，他便成為課室裏唯一的「局外人」。「課堂英文我大概聽得明五成，但我仲消化緊上一句講咩，下一句已經跟唔到」，他坦言。
老師雖頻繁開設補底班，想拯救這個「學渣」，Johnny卻明白語言才是一切學業困難的根源：「當你英文唔得嗰陣，咁就所有嘢都唔得㗎啦。」學校的支援、配套，對他來說根本無法奏效。
中三時，他更因為無法跟上課堂，選擇「擺爛」，化學課一開始便趴在枱面睡覺。面對老師不悅，他卻不以為意。「因為真係聽唔明呀嘛，」他輕鬆地說。
語言之外，生活方式差異更是他難以跨越的高牆。當同學們談論英美加的旅行經歷、送出正版球衣作為手信時，他只能夠帶着一盒朱古力，感到自己彷彿身處「不同世界」。畢業之後，這種距離感愈加明顯：昔日同窗有人成為大提琴手、有人出外讀機師訓練課程；而他即使中六嘗試「搏盡無悔」、發憤圖強，DSE分數卻仍不足20分，只能走副學士再升大學的「繞路」。
Johnny表面假裝不在乎，惟內心對自己在校內與制度、語言的糾結深感困惑——「我真係咁渣？」他從未向友人吐露這份心境，因為他深知他們「唔會明」。他當時未曾意識到，自己並非沒有能力，而是名校制度可能只是為少數有能力的學生設計，而未能為「平凡學生」的需要設想。
失語青春的三重奏
本港Band 1學校出產了無數社會精英，自然有它的價值，也不會有人認為所有名校都是鐵板一塊，我們碰到的可能只是個別例子。然而，可嘆的是Jessica、Noah、Johnny 3人，背景不同，經歷各異，卻在同一舞台——Band 1學校裏，共同經歷着掙扎的旋律。他們既非最差的學生，也非最懶散的旁觀者，只是不符那套刻板定義中的「成功者」輪廓。
在香港，「成功」依舊被簡化成一條單行道：讀書、考大學、找份好工。然而這樣的單一標準，猶如一道高牆，將許多學生擋於門外。教育制度自詡公平，卻忽略了每個起點的迥異與不平等。
他們的故事，是對名校光環下「成功」迷途的低語與反思。或許該暫停片刻，輕聲問一句：「成功，是否只能有一種模樣？」
作者趙永佳是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與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梁雅文是前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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