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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周日話題:一無所有:香港的集體居住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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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七十多年前,一群身無長物的人來到南方邊陲這座城市,徒手以木材、鐵皮和竹棚,沿着山坡搭建起棲身之所。古有英國圈地運動將失地農民驅趕進工廠鬻力求存;五十年代的香港,則有逃難群眾遇上避戰南下的華資,適逢戰後西方市場需求激增——這些天時地利人和使經濟如野草暴長,簡陋密集的木屋也開始搖搖欲墜。1953年聖誕夜,石硤尾木屋區發生大火,導致近六萬人無家可歸。政府不得不大規模興建徙置區安置人群,這就是香港公屋的雛形。

社會學家曼紐.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將這場大火稱為「石硤尾綜合症」。他在以此命名的著作《石硤尾綜合症:香港與新加坡的經濟發展與公共房屋》中指出,港新兩地政府透過興建公屋,成功壓低勞動力成本並騰出土地支持工業發展。勞動者的生活所需——從住房、交通到教育——在政府介入下被重新組織,轉化為卡斯特口中的「集體消費」。住屋不再只是一家一戶的私事,而是牽動着經濟和社會秩序的基礎。昔日的避風港,也從此成為了人們的安身之所。

以置業換取大眾信任與忍耐

在殖民地早期,移居此處的勞苦大眾並非沒有「家」的概念,只是仍被拉扯在鄉土血緣與工業紀律之間。黃慶雲那部描寫省港大罷工的小說《香港歸來的孩子》,便刻畫了早期工人的棲身之所。1920年代的西環海旁,海員、碼頭苦力擠在狹窄的板間房內,牀板往往「朝桁晚拆」,一張牀得多人輪班睡臥。留守的婦女與孩童則在牀板與走廊間糊紙盒幫補家計。居住空間雖死死地嵌入了勞動的嚴苛節奏中,但這裏也建立起了相濡以沫的互助,萌生着社會保障的渴求。這種渴求催生了後來的大罷工,罷工者回到了象徵鄉土的廣州,試圖建立一個皆有所養的生活空間。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人類文明史幾乎是隨安頓而開始的,居所的恆久性衍生出「食毛踐土」的臣民關係;即便後來住房商品化,房子也被視為個人不可侵犯的堡壘——常說「An Englishman’s home is his castle」——關上門,屋內就是自己的小王國。香港卻在陰差陽錯之間,走出另一條路:這裏的居所適應了現代勞動的節奏,社區設計既是「家」的向外延伸,也形塑了在地的社會關係。

正是基於這種功能,卡斯特得出結論:公屋到居屋,這是一場安撫與吸納工人階級的長期工程:政府把房屋變成一個「可以擁有」的目標,換來大眾對制度的信任與忍耐。如果像新加坡一樣,由國家緊緊掌控房價與儲蓄分配,或許香港會走上一條更「福利國家」的房屋路線。但歷經主權回歸與金融化狂飈,香港人「安身立命」的渴望,又一次被推上變幻莫測的市場浪頭。

相較於英國戰後工人房屋在「購買權」(Right to Buy)政策下被大規模私有化,逐漸演變為私人業主的食利資產;香港的金融樓市則建立在一種獨特的社會契約之上。這份契約源於政府對土地供應的壟斷,以及透過銀行擔保與補貼地價所構築的集體金融保障;核心是無數家庭以未來數十年收入為押所簽下的「資產承諾」。正是基於這份契約,社會得以將龐大的勞動積蓄轉化為金融資產,驅動信貸擴張與樓市流轉。從居屋到私樓,從升值轉售到分戶換樓,這條階梯為市場提供承接力,匯聚成支撐這座城市的地價收入與巨額利潤。

香港人總有一種手起刀落的乾脆,既是交易,也是一場無奈卻無怨的豪賭。市道好時,即便被指是既得利益者也照單全收;但在小市民小業主簽下的那一紙契約背面,透支的是以十年計的血汗,博取的卻是不成比例的風險。若說負資產不過是賬面數字,節衣縮食尚可捱過;但宏福苑的大火燒掉的是活生生的人命——這一次,豈是再單靠咬緊牙關的拼搏精神就能跨越的劫數?

宏福苑曾是安居樂業寶地

宏福苑作為八十年代早期的居屋代表,適逢大埔工業邨起步發展,憑藉低於市價的優勢,吸引了不少剛成家的工人夫婦,從擠迫的九龍遷入新界開荒。相比昔日長走廊式的公屋,宏福苑採用了「彈性十字型」設計,每層單位互不對望,為集體居住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私隱。加上坐落於海濱填海區,背山靠海,政府在規劃時預留了充足的公共空間與海濱長廊;整個屋苑按「小社區」概念設計,商場、巴士總站與公園一應俱全,配套甚至優於同時期市區的單幢私樓。這一切,都曾是居民引以為傲的地方,稱得上是一方安居樂業的寶地。

然而,當初意在安居的設計,隨年月流逝,通通成了沉重的負擔。「彈性十字型」大廈結構繁複,外牆面積龐大,加上規劃的寬敞空間與配套,數十年後全變成了業主獨力承擔的維修責任。很多業主年紀漸大,日常為生計奔波,要監管龐雜工程實在有心無力。而當年標榜自足的小社區,如今反倒助長了封閉的權力結構,令外界無法插足。若物業管理、工程顧問與法團形成「鐵三角」,各居一隅的業主便儼如籠中物。

如果房屋只是投機工具,燒掉的只是紙上富貴;但對於宏福苑這些大部分按揭供滿的屋苑而言,這裏凝聚了居民半生的積蓄,既是餘生的寄託,也維繫着下一代的將來。在缺乏完善退休與醫療保障的香港,這一份資產的價值繫在一家人的生存與生活之上——是供書教學的本錢,也是年老退休的依靠,或用作轉營置業的基石。

常說香港人骨子裏不願依賴政府福利,甚至受災領救濟都過意不去。只要給予一處能尊嚴過活的立錐之地,他們便願意付出十倍甚至百倍的努力去守護,連長期封窗無光也能忍受。若是市場的明買明賣,代價自然是用家自付。然而,業主拿出來供樓與維修的真金白銀,換回來的卻是偷工減料的劣質建材;明明是配合法令的翻新工程,卻成了灰色地帶的漏洞。在層層分判、價低者得的壓榨下,當初那份讓一無所有者願意押上半生勞碌的社會契約,最終淪為了圍標團夥手中倒賣的一紙標書。說是對集體財富的掠奪,也絕不為過。

逾半世紀前,那群一無所有的人曾在邊緣野嶺間親手築起了一片天地。從福利國家到「自由」市場政府,向來勞力者治於人,但這座城市卻用一種巧妙的方法,將升斗市民的命運與社會未來綁在一起,磨練出既精明計算、又懂得守望相助的特質。往日住木屋或長型公屋,防火防盜尚靠街坊自救;但如今面對錯綜複雜的法律、政令、跨境產業鏈與金融操作,那道源自集體生活的傳統防線又要如何招架?一場大火造成逾161人罹難,更多家庭失去安身之所,而這一次,已不再是當年那「一無所有」的故事起點了。

文˙靈石

編輯˙黃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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