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陳家洛：大學教育的遠慮近憂
【明報文章】2022年底，英國牛津大學首位女性校長Louise Richardson在離職前接受《金融時報》專訪，標題毫不起眼，受訪者似乎也沒有想好自己有什麼信息想跟讀者分享，可說是雜亂無章（註1）。不過筆者是校友，畢業後一直在學界工作，而訪問期間適逢英國高等學府教職員不滿薪酬、工作情况及退休保障而發起一連串工業行動，所以還是找出一個「亮點」：當記者提及有指她一年收入有45.9萬英鎊（約440萬港元），她的反應是「我真的想避而不談這個」，不過未有交代原因。
當然，受訪的不想談，不等於大家不關注。牛津大學有103年歷史的學生周報Cherwell就指出，由英國24所最具影響力和地位組成的Russell Group的一眾校長，在2021/22年度的平均收入達到41.3萬英鎊（約396萬港元）；其中Richardson的基本收入連同房屋等福利，就賺了54.2萬鎊（約520萬港元）。
該報道進一步提及，繼任校長、本身是牛津大學Merton College院長的Irene Tracey，因應關注已同意優先就教職員薪酬待遇問題委託一個獨立分析，並於就職典禮上表明「確保大學不遺餘力支援教職員，及在未來保持一個具吸引力的工作環境」。她本人的收入則回到在上次校長薪酬待遇檢討前的水平，即39萬鎊一年（約374萬港元），較Russell Group的校長平均薪酬為低，應該是向牛津全體教職員「釋出善意」而作出的實際姿態（註2）。
「重金禮聘」校長 是否符合公義
在香港，這些關乎教育制度中「肥上」引伸出資源分配是否符合公義的問題，同樣會引起社會關注，所以各大學每年財務報告都會按照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要求，列出一年收入超過180萬元的各級人員數目，即使沒有明示本地各院校最高收入的那一人就是校長本人，已經有參考價值。
從附表可見，本地高等院校最高薪酬的8人於2021/22年度的收入範圍，在570萬至915萬元之間；相信年資較深或行將退休的會「贏在終點線」，在規模較細的嶺南大學和教育大學任職者的最高薪酬的確較輸蝕，不過兩人已經比英國Russell Group的校長們平均收入明顯高出一截，更大幅拋離全球排名數一數二的牛津大學校長了。
考慮到校長、副校長、協理副校長、院長這些專責行政的人員，每份合約服務年期以5年為起點，加上約滿酬金，香港實在付出全球數一數二的資金，為本地具相關行政經驗的人形成原校晉升或跨院校升遷階梯；而按常理，讓各院校負責遴選的校董會／校委會以「重金禮聘」作招徠，也會吸引一些海外人才考慮到來帶領香港高等教育發展，起碼要有多幾個人選作比較。不過《明報》早前報道，8所大學的本地背景教員和中國內地背景教員（通常稱為「海歸」學者）出現此消彼長的趨勢。
我們不能排除假以時日，一眾大學將由「海歸」學者主導行政、教學及研究的可能。而他們將來會如何影響香港教育制度，乃至大學應該如何回應香港市民對大學本科教育的期望，以及未來高等教育的精神面貌，都是關乎公眾利益及社會價值觀的重大議題。如果在人事編制層面早有「海歸化」高於「國際化」的現象，日後演變成「大灣區化」，也可能是在地緣政治因素及相關政策下促成。今天左一句「正常流動」、右一句「擇優而錄」，恐怕只是避而不談教研人員及大學教育與香港變得愈來愈關係疏離這個應該令人擔憂的前景。
跟香港期望疏離的大學教育
遠慮之外，還有近憂。在一窩蜂跑世界排名、跑關鍵表現指標（KPI）、「搶人才」的風氣驅動下，本地各大學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正在擴張。假如以180萬元以上年薪為參考，在2021/22年度，八大院校就一共有2532名高薪人員。這群既高且貴的行政人員，跟各院校按年獲教資會整體經常撥款的變化、大學整體世界排名表現的關係，仍待驗證明白。
在這個背景下，值得留意的是各院校校長、副校長、協理副校長、院長這些專責行政的人員增長時所涉及的院校內部資源再分配，乃至他們身為世界上獲得「最好待遇」的大學員工這個事實，對中下層各級教職人員造成的影響。自2003年，8所獲教資會撥款的院校與公務員薪酬架構脫鈎，因各院校的薪酬、編制及調整幅度不透明，萬一集體的努力拿去邀功，失敗的話就要求個別前線員工和部門問責，恐怕會產生「肥上瘦下」觀感。
本來，政府每年會按照公務員薪酬趨勢調整機制檢討而作出的結果，向大學發放額外撥款，作為員工「生活開支調整」（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所需的資源。不過，政府及教資會表明各院校自行決定分配方法，毋須跟從政府公務員的人力資源政策，即是按高、中、低3個類別按年調整僱員基本薪酬。筆者早前受大學教職員工會所託，向教資會了解後得知，於2003年各院校向當局交代高、中、低薪酬級別的開支，佔整體大學經常開支的百分比作計算每年額外補助的基準，可是各院校的具體資料及經歷過去20年調整後，這3個類別人員的薪酬開支佔各大學整體開支百分比的變化，卻被視為「敏感」而從來沒有對外公開。
筆者再向各院校工會了解，得悉現時8所院校只有教育大學會按照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去做相應的「生活開支調整」，再按個別表現額外獎勵教職員。儘管各院校及教資會表明「生活開支調整」全數用作員工開支，但內部分配方式不由外界過問；而教職員亦是由上而下地被告之其表現值幾多個百分點的薪酬調整，有時又指大學「不夠錢」讓薪酬追上通脹幅度，甚至威脅削減支援服務或院系以提升效率，完全沒有談判空間，卻不見院校聯手向教資會及政府當局建議檢視脫鈎之後的人力資源壓力。
教職員離港 人之常情
大學是社會的縮影，一群背景和生命機遇差天共地的個體走進大學工作，都會理直氣壯地擴大自身利益。當高層行政管理人員的薪酬遠高於其他教職員，大學教職員實際收入跟不上通脹的不滿，時有發生。
滯後通脹的薪酬調整步伐，已令部分中下層教學人員想到以推出自資課程並兼任其中的額外工作，以賺取每年數萬元額外收入；有教職員從事與教學無關的工作或活動以謀求改善生活；中層及基層人員隨時跳工，甚至決定離開香港這座感到愈來愈陌生的城市，也是人之常情。
註1：Henry Mance, “Louise Richardson: ‘I do wish our students were more resilient about nasty remarks’,” Financial Times, Dec 5 2022.
註2：Rebecca Powell, “Former Vice-Chancellor receives £542,000 parting pay package amid staff strikes,” Cherwell, 24 Jan 2023.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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