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澤：信任教師 才能說好香港教師故事

【明報文章】3月24日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教師專業角色及發展」。在會上，教育局報告教師投訴數字、新的《教師專業操守指引》等；席間亦有議員提及教師培訓。收看整個會議之後，耐人尋味的是，幾名議員的討論，包括幾名來自教育界的議員，竟予人不信任教師之感。

會議上有曾為教師的議員主動要求教師宣誓，也有議員提出應該設立「好教師獎」，「鼓勵」教師有更有道德操守的表現；或曰「符合傳統文化」而提倡「師德」。教育局副局長施俊輝則以「關鍵字」回應，指要「說好香港教師的故事」。

區區疑惑的是，主動要求宣誓、提出設「好教師獎」、提倡師德等，背後有什麼假設？諸如，是否不相信教師專業，才需「宣誓」加碼；在重重規管的同時，又另外需提供誘因；或只是議員交功課式提出意見？

區區並非反對設「好教師獎」或師德獎，自己過去也曾擔任同類獎項的評審；然而，設立相關獎項的目的，到底是表揚春風化雨、用生命影響生命的好老師，抑或希望鼓勵涉嫌失當的教師「行正路」，本就是兩種不同進路的思考。

過去的註冊制度、專業守則，以及校本監督機制，行之有效。局方和建制派針對2019年後的教師投訴個案，調整調查和報告等機制，算是新時代下大家都能夠「理解」的做法。然而，在廢除兩個專業自主機構、修訂專業操守、新設刑事紀錄查核等措施之後，繼續矯枉過正，大可不必。至於談及老師的個人品格、私下表現、巨細無遺的監管，更是難以執行，容易變成各種無準則的道德審判。

仍未有系統性的研究和檢視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梁美芬議員重提她在2009年曾處理的兩個個案，不少通識科同工應該耳熟能詳：有通識老師在課堂上講粗口，卻被學校「包庇」而「不了了之」；有學生課堂上認識遺產繼承之後，回家叫父母「去死」。梁議員因此指教育界必然「充斥」多宗教育局未能處理的「包庇」事件，所以「2019年呢件事一定會發生」。

在2023年的會議，重提兩個2009年的個案，於10多年來多番覆述，當然足證梁議員用心跟進個案。然而反過來說，全港有5萬多名中學和小學教師，這10多年來，在她手上卻只有這兩宗「嚴重」個案。

回顧這些年，教育局固然每年有發布涉及教師違反專業操守行為的數字，卻似乎未有具權威性的、就整體教師專業操守表現的深入研究和討論。在一段長時間裏，具體個案數字和類型如何？佔全港教師人數的比例？接受師訓的比例？觸犯操守問題的原因？除了教育局所界定之外，不同老師如何理解和定義「專業」？如牽涉教學，老師的教學理念和課程落實的關係是怎樣？

如果只有手握數個故事，反覆訴說多年，便一口咬定香港教師當中「充斥」嚴重問題，這種樣本偏差和滑坡謬誤，即使做通識科的獨立專題探究，也難及格。

吸引挽留教育人才 需提供安心教學環境

誠然，違反操守的個案，一宗都嫌多。但正如新聞偶爾報道有警務人員違規，不會有議員因此認為警隊操守出問題；偏偏在幾萬人的教師隊伍中，近年出現每年約100宗違規個案，僅佔0.2%左右，卻被批評整體教師質素出問題，令人費解。

另一方面，現時教育界的最大團體教聯會，於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中有3名議員，包括會長和兩名副會長，未有為維護教師的形象發聲，倒是令區區甚為失望。

近年教師流失嚴重，要搶人才、留人才，就要為教師提供安心教學的環境，而非整日擔心教師違反操守、「單單打打」。說好香港教師的故事，應該由信任老師做起。

作者是前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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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方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