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冠儒：香港有條件協助祖國推進民間外交嗎

【明報文章】作為國家最開放而國際化的一部分，香港必須善用中央給予我們的條件，把握機遇，落實民間外交。我在上一篇文章曾提及（〈為什麼在日本說不好「中國故事」或「香港故事」〉，2024年1月29日《明報》），劉兆佳等學者鼓勵港人做好對外聯繫，建立並鞏固國際友誼，那自然是希望利用好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習近平總書記也非常期待青年成為促進全球發展的生力軍，期待更多有為青年在國際組織、民間外交組織等發光發熱。這次我希望專門撰文探討民間外交，尤其是分析香港到底有什麼條件推進民間外交工作。

民間外交一般被認為可起到「以民促官」作用，可以建立或緩和國家間關係。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及中共領導人都高度肯定民間外交價值。前總理周恩來曾指出「中國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間的三者結合起來的外交」；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民間外交是增進人民友誼、促進國家關係發展的基礎性工作，是國家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按《人民日報》定義，它是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要素。

其中，中日民間外交是在中國最常被討論的，因它是「以民促官」的典型案例。中國學界經常提及1989年中國一度被西方反華聯盟圍堵，卻在中國民間外交組織不斷努力下，成功爭取當時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齋藤英四郎為高級顧問、日中經濟協會會長河合良一為團長的日中經濟協會代表團訪華，最終擺脫西方國家包圍網，是真正的「中日友好故事」。

如今中國面臨類似的嚴峻國際安全環境，反華聯盟來勢洶洶，大家自然也對民間外交有所期待；香港作為國際城市，也順理成章被默認為有搞好民間外交的優勢。不過在此之前，我們得先參考民間外交的一些具體案例，方可知道這種直觀感受是否符合現實。

影響成效的因素

實踐中影響民間外交成效的因素主要有三。第一是語言。中日交流活動的官方語言基本上只有兩種情况，第一是選擇讓中日雙方都用英語，因英語是國際上最流行的語言。

不過在中日交流項目中用英語的話，其實會「勸退」許多參加者，這是因為中方能夠用英語深度交流的中方代表，往往來自「211」、「985」大學（頂尖或著名大學）；日方成員則普遍來自重視英語教育的（秋田）國際教養大學、國際基督教大學等，還有東京大學和早稻田大學等國際化名校，這天然地排除了許多其他學校的潛在代表。北大和東大之間，就有建立名為「京論壇」的社團，由一群高材生用英文圍繞中日之間的一些議題求同存異；因受眾十分受限，偶有外人質疑其討論成果會相對「離地」。

另一類則是所屬小組（日語一般稱為分科會）自行選擇會議語言，例如中日學生會議（CJSC）。由於日本ACG（動漫及電子遊戲）文化在華影響力深遠；相較之下，中國的劇集、動畫、音樂等在日本的影響力確實有限，導致會說日語的中國人百分比，要比會說中文的日本人為高，也就多以日語交流，日文水平有限的中方代表會感到非常吃力。而且中文水準考試（HSK）有口試，但日本語能力測試（JLPT）卻沒有；即便在通過JLPT N1（日語水平較高之證明）考試的人中，也不乏無法與日本人以日語深入交流者，所以語言始終是民間交流的障礙。

此外，主動選擇用中文開會的日方成員，往往是中日混血；而中日混血本來就較親華，故較未理解中日之間的異同，理論上不是我們講好「中國故事」的重點對象。當然，有一些活動可以在超越語言的情况下開展交流，例如中日植樹活動。但話說回來，植樹固然能收穫友誼，本身也確實是一種傳遞友好信息的方式，倒是交流深度較有限。

香港作為一個深受日本文化影響的國際化城市，能操流利日語、英語的港人不鮮見，也較易在本地接觸到日本人及免簽赴日鍛煉口語能力，所以在語言層面上有一定優勢。

港人具備物質條件助內地「走出去」

第二是經濟贊助。有些民間外交組織背後有官方提供的一些經濟支援，但組織為保持「民間」特色，往往更偏向選擇拉民營企業贊助，又或要求參加者自費。說到自費，相信大家也能理解，讓來自二三線城市草根家庭的中國同學，飛往廣島的經濟負擔有多大。

至於拉贊助，日本企業與國民都較關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公司治理（ESG）等概念，所以UNIQLO等著名日企、三菱銀行等傳統日本銀行，就很常掏錢出來支持民間外交活動，將其視為一種對社會有益的長期投資。日本消費者也常被教育要多多支援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相當於也在間接支持民間外交。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其企業相對日企來說則較少出面贊助這類活動。

同時，日本也有大量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Japan Foundation）等有政府背景的機構，常為民間外交組織或活動提供資金，部分情况下還會優待日籍申請人或組織。相比之下，從家庭平均收入、贊助額度等角度而言，來自日本鄉村地區草根家庭的日本學生代表飛往福建等地參與中日民間外交活動，經濟負擔會較小。

在香港這種人均收入較高、NGO（非政府組織）較多的國際城市裏，參加這種民間外交活動的經濟壓力會相對有限，企業也能夠更自然地提供贊助，香港人更有物質條件幫助內地「走出去」。

民間外交不能脫離官方支持

第三是政府支持。「民間外交」這個詞語，其實本來就有一定誤導性，因民間外交實際上離不開官方支持。正如劉建平等知名中日關係學者所說，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中國許多民間外交組織已釋放友好信號，然而當時日方一度用「政冷經熱」的方式敷衍中方，令毛澤東和周恩來臉上無光；但後者最終還是力排眾議，果斷要求中國商會與日本商會暫時停止貿易，並堅持支持民間外交及同步推動政治與貿易關係正常化的立場，迫使日方讓步，最後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

本文提及的那些支持經貿、討論會、植樹的組織，都可稱自己在推進民間外交；另有一些深受官方信任的組織，被允許參與關係正常化等重大外交進程當中，是客觀上的民間外交組織。官方外交組織亦常派人出席某些民間組織的開幕或閉幕式，或者給出一些友好活動認證等，藉此鼓勵更多參加者參與其中。這些行為也反過來說明，民間外交不能脫離官方支持。

說到官方支持，在內地會提及「政治背書」，相當於官方某程度上的政治保障與默許；有背書的「民間外交官」就可安心推進活動，不用太擔心討論的話題會否太激進、敏感等。

舉一個非常典型例子，參考周恩來記載的在第二屆政協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56年3月14日），毛澤東早於1952年就已意識到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中日民間外交，大多是「圍爐取暖」的迴音室，許多人高估了民間外交作用，畢竟會非常主動參加民間外交活動的參與者，一般是左派、高等知識分子，中產以上。

彼時的民間外交活動，大多是讓這些志同道合者一起交友、聊天的平台。而按照內地「統一戰線」理論，本來就主動參加相關活動者，反而不是最需爭取的對象。因此在日本軍官遠藤三郎來華時，毛曾指示「不僅要做『左派』的工作，對於『中派』和『右派』人士的工作也要開展起來」；他更曾對日本軍人說：「你是軍人，你可以組織一批軍人來中國參觀，愈右的愈好，多找右的人來看看好。」

官方需重新為香港民間外交背書

試問若無官方背書，民間外交組織怎麼可能敢主動邀請日本右派等理論上較敏感的人來華交流？正是因為香港特區有「一國兩制」這樣的好制度，在國際交流上確實也有特殊的背書，同時被外國視為一個「中西合璧」的特別行政區，這才確立了其得天獨厚的民間外交優勢。

然而，近來有愈來愈多國家質疑乃至妖魔化一國兩制。也因此，港人若要大力推動民間外交，難免要面臨更大阻力。

為確保香港能夠服務國家所需，官方亟需討論該如何在確保國家安全的基礎上，重新為香港的民間外交背書。否則，香港協助祖國推進民間外交的空間確實會有限。

作者是思哲研究所青年教育事務總監、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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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冠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