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張炳良：中國須突破發展瓶頸及體制性扭曲
【明報文章】中共中央二十屆三中全會於7月18日結束，作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重於經濟的體制性完善，也及於民生、法治、文化、生態文明以至國家安全及國防等領域。會前市場上普遍期望是次全會，際此百年大變局，能起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性突破作用——當年大膽地啟動改革開放，摒棄教條主義，走出文革低谷，迎來40多來的經濟繁榮。
一些評論因全會未有提出破格性的方向而感失望。中國乃龐大且國情複雜的國家，重穩及平衡，往後不是要與過去改革開放的道路切割，而是深入改革、擴大開放，其劃時代的程度自難跟1978年告別文革盲左路線同日而語，但確處另一關鍵時刻，內有需求收縮，外有地緣政治不利因素，須革新求變，突破發展瓶頸。
經濟發展處於瓶頸
文革後鄧小平時代，國家憑摸着石頭過河、「發展就是硬道理」的幹勁，走出困境。經歷幾十年高速發展（1990年至2019年新冠疫前，內地實質GDP(本地生產總值)平均年增近10%，貢獻全球GDP增長逾四分之一），重返世界中心，吃盡從低端發展的潛力，以及多年開放和人口增長的紅利；今後進一步發展便須啃硬骨頭、碰大山，避過「中等收入陷阱」。何去何從，關乎國家前途及國民福祉。
過去靠出口帶動增長，開拓勞動力及產能，成為世界工廠，由粗放型走向密集型；近年增強基建和新能產業實力，仍賴外需和內需不斷，才可保持發展勢頭。生育下降、人口老化，乃所有成熟經濟體面對的挑戰；需優化生產力，轉向重質，增加知識和科創含量，提升增值與競爭力。整固擇優，調整策略及結構佈局，再創新發展的紅利，才是出路。這也是去年起中央提出「新質生產力」的背景。
3年疫情加速暴露經濟的結構性脆弱。2023年初恢復通關以來，內地經濟復元未如預期，消費、投資與出口不如人意。外需外資日受地緣政治逆轉所遏阻（美國與西方的封鎖戰、去風險化）；內需受房地產低迷、企業和民眾的消費及投資意欲下降、地方債高企所打擊，構成惡性循環，市場疲弱。國內國際兩循環皆受重大壓力下，須有充分的危機認知，「深化」改革須落到實點，以改善預期，讓人們敢於消費投資。
走好市場化道路
國家改革開放的最大突破是走出中央計劃經濟，逐步市場化，終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地的市場乃由國家體制派生出來，早期似原始資本主義的剝奪與累積，秩序混亂、利潤掛帥、追求硬增長（所謂GDP主義），後才漸關注質量、安全、勞工和消費者保障，市場複雜問題多。
民營經濟由無到有、由小到大，按一些內地描述，至今貢獻已佔國民經濟「56789」——50%以上稅收、60%以上GDP、70%以上科創成果、80%以上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不過，民企始終「依附」政府與公有制體系。近年民企壯大，招議日多，在國企做強做大之下，出現所謂「國進民退」的反覆。
要走好市場化道路，既須完善市場運作機制，建立健康的市場秩序，也涉及意識形態調整。「公有制vs.非公有制」的經濟發展功能和分工定位，應予清晰；公權力引導規範和干預市場及企業，須適度合理，抑制官本位文化。國企始終帶有壟斷性，要防「國壓民縮」，確保公平競爭，讓市場好好發揮善配資源、提高生產效率與質素的作用。
今次三中全會重點之一是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此說早於2022年3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出台的意見文件提出，以破除地方保護和區域壁壘，在市場之前所有企業平等看待。
全會強調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在「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之同時，「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此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辯證性平衡。「兩個毫不動搖」早於2002年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讓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
政策體制的扭曲
不過，貫徹起來迴避不了國家的治理制度，以及國家與市場、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現實互動基礎。愈是「深入」改革，則要克服的張力愈多、制約愈大。最終來說，中國式社會主義市場是否屬於不可調和的矛盾結合，還是可予創新躍進的新市場生態，能否不重蹈資本主義的制度缺陷及對人性的扭曲，乃中國改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重大考驗。
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全面深化改革」以來，推出大大小小改革文件，並由中央最高層一把抓使貫徹意志，但未完全見效，更須觸及政策推行落實的體制性壁壘——既有集體和部門利益固化藩籬，也有組織文化與行為的干擾制約。內地市場仍主要是「政策市」，而政策的實質見諸施行結果。
長期存在的「放亂收死」政策怪圈（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管理體制上的「條塊」（即垂直和橫向領導）張力，以及執行上的政治化、一刀切，常致欲速不達、弄巧反拙。高度集權制度下，公權力易層層擴張，有時政令凌駕經濟規律，產生市場「異化」。從被內地及海外專家認為造成市場投資和消費不前、企業信心不足、地方財政不順的三大困擾（房地產、平台經濟、民企）為例，可見一斑。
遏阻房地產泡沫加劇，防範金融系統性的風險，重視「房住不炒」原則，實行宏觀調控，本意正當。但多年來房地產乃經濟增長重要支柱，曾佔金融機構貸款四成、地方財政收入五成、全國城鎮居民財產總量六成，任何調控易牽一髮動全身。可是，落實時或出手過重、論述過偏，走向另一極端的市場扭曲，遏抑正常投資意欲，令資金鏈斷裂，出現「爛尾樓」及斷供，房地產及相關行業嚴重衰退，地方上失去基建及民生發展的重要融資支撐，債務高企。
管好互聯網平台經濟及民企，目標為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遏阻行業及跨行業壟斷、不規範經營，以及部門或地方上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可是，執行起來卻有造成極端打擊，或層層加碼，甚至上綱式批判否定，令民營經濟誠惶誠恐。政策執行僵化，也見於3年疫情——疫下實施嚴厲管控和封城，本為了快速「清零」，盡早恢復生產及人員流動，但疫情延續下卻未因時因地制宜，調整力度與手段；後期出現各地「盲目封控」、「大白」（穿全套白色防護服的工作人員）恐慌、新衍生尋租行為，嚴重打擊國家經濟及社會生活秩序。
上月三中全會過後，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便在《人民日報》發文，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是盲目求新、以新汰舊、放棄傳統產業，更不能盲目跟風一哄而上，脫離實際匆忙上馬一些所謂「高精尖」產業。折射急功求成、先破後立的組織文化根深柢固，若不深入改革，體制性的扭曲會不斷重演。
地緣政治挑戰
幾十年改革開放，走的是內循環與外循環結合、大進大出、立足國際大循環的經濟增長路線。2020年10月，因應疫情大爆發造成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斷裂，以及國際地緣政治逆轉、美國和西方圍堵構成經濟風險日大，中央決定「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屬於戰略性再平衡（rebalancing），有其現實需要。
如何再平衡，需對市場狀態及國際形勢有清晰客觀認識，不盡想當然；尋求自強不是放棄國際循環。中美大國角力及中西制度衝突雖成常態，但沒有改變全球互賴日深、沒有合作就沒有共同未來的大局。
推行中國式現代化，也不能離開國際互補、引進資本人才技術、借鑑各地先進經驗及普世文明實踐。在地緣政治對立中堅持開放、突破圍堵、廣交朋友，不為一時之勇或冒進意識所把持，尤需有長遠的目光。
投資乃競爭力和生產力的重要命脈，必須保持一個對內部及外部投資均具吸引力的開放大環境。三中全會強調「擴大制度型開放」、「打造形態多樣的開放高地」，包括粵港澳大灣區，當中香港應有及必須扮演重要角色。
作者是前運輸及房屋局長（2012-2017）、香港教育大學前校長（2008-2012，時稱香港教育學院），現為教大公共行政學講座教授及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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