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林緻茵：運動員與幸福的距離
【明報文章】港隊在巴黎奧運獲得有史以來的最好成績，市民除了感到喜悅之外，最近討論得最熱烈的話題，就是「在香港當運動員是否幸福」。現時全職運動員每月標準資助額，最低僅7130元。資助額視乎運動員在各個比賽所得的成績而定，最高的「精英甲＋」每月資助可達44,500元，惟能夠獲得此資助額的人寥寥無幾。從連日來一些運動員的專訪可見，對於以運動為職業，但又未能在大賽中取得最頂尖成績的運動員而言，他們與「幸福」仍有一點距離。
關注運動員待遇的聲音，非香港所獨有。近日有報道指，外國有運動員甚至要自掏腰包參賽；而其中一種籌款方式，就是在主打成人內容的社群平台「OnlyFans」售賣半裸或全裸影像。
除了成績外，運動員待遇也關乎項目的職業化程度與商業價值。足球、籃球、網球等項目的世界級選手，每年收入數以十億計；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公布運動員年度收入排行榜前10名當中，就有5人是足球員。相反，如果是職業化程度較低或非主流的項目，就算是世界頂級選手，都未必能夠生活無憂。
由此可見，除了高度職業化、成績斐然的運動員之外，世界各地有很多運動員都有說不出的辛酸。那麼，為了支持運動員繼續從事體育事業，他們應獲得多少資助才算合理？
過分依賴公帑 「長貧難顧」
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資助額也沒有一個全球標準。近日傳媒搜查不同地區的資助額以作比較，香港的情况可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而資助以外，可比較的還有其他醫療和設施支援、退役後保障等。
目前每月7130元的最低資助額之所以會令部分公眾覺得不足，是因為香港生活指數相當高，尤其當運動員已步入需要計劃人生的年齡，最低資助額的確不足以令他們為未來投資。加上文體旅局的成立，以及大型體育基建的建成，運動員和公眾對政府的期望必會增加。
不過，公共討論若僅集中於數字之爭，例如是否應將最低資助額上調到等同最低工資，討論也只會無日無之。與其集中「拗數」，筆者反而希望討論資助制度以至體育業界背後的結構性問題。
運動員資助是否足夠的問題，之所以每幾年就會被提起，而訴求的對象必然是政府，源於香港體育市場化和職業化程度低，發展主要依賴政府投放的資源。對不少全職運動員來說，政府資助幾乎是他們的唯一收入。此情况與文化藝術發展有相似之處，但運動員職業壽命卻比起藝術工作者為短，故對「政府錢」必然更着緊。
在體育商業化程度較高的地方，運動員除了可獲得公帑支持，還可以從其他系統取得贊助，包括企業贊助系統、大學體育系統、私人體育協會等。要數商業化程度最高的模式，非美國莫屬——它是發達經濟體當中，政府少數沒有向國內大多數體育活動提供直接資助的國家。美國的體育總會以自資及商業方式營運，依賴企業投資及公眾捐款；而學校亦有一套非常成熟的運動員培訓計劃。
就算是可比性較高的鄰近地區，台灣都有不少大企業會贊助成立球隊、舉辦有獎金的聯賽，甚至直接贊助運動員。以職業化程度較高的籃球和足球為例，香港雖有不同級數的聯賽，企業亦有提供贊助（例如港超聯就一直由中銀人壽冠名贊助），但香港聯賽的規模相對較小。規模不足，亦會導致惡性循環：體育活動無法帶動周邊產業，例如紀念品、門票收入、周邊產品等。
運動員如何找其他收入
獎金以外，運動員的另一收入來源是廣告代言，而體育明星也是一個地方的體育發展指標。就這方面，香港近年確實有進步：奧運金牌得主張家朗成為了國際品牌Dior Men的代言人之外，一些體育用品、個人護理產品，甚至非牟利機構，近年也開始起用本地運動員任代言人。此外，各大電視台也有更多本地運動員參與綜藝節目，亦受惠於奧運轉播權。
不過，有進步不代表市場已經成熟。運動員本身不是找代言及贊助的專家；而比起美國，本地經理人或教練找企業資源的文化，仍然未成氣候。以台灣為例，為了推進體育商業化，當地的教育部體育署旗下就有一個「體育運動贊助媒合平台」。該平台會刊登學校、體育團體、政府所推薦的運動員或運動團隊，增加其曝光機會。與此同時，企業亦可從平台中物色符合其商業形象和需要的運動員或團隊。走公帑與商業資助「混合模式」的台灣和日本，亦有通過稅收優惠等方式，讓市場資源流入業界。
就香港的情况，各大企業和品牌會否繼續投資於體育與運動員之上，很大程度視乎投資是否有回報。找運動員代言，是否值回票價？這很關乎一般市民對本地運動員有多大支持。換言之，運動的「普及化」與「市場化」，不是兩條可以獨立走的路；當「普及化」程度有限，市民運動習慣未如理想、場地不足，加上社會價值觀又限制了非學術科目的發展，市場就難以形成。運動員退役後的出路之一是轉型為教練，惟如果市民無興趣報班，運動員亦很難以其一技之長繼續為生。
體育這個「餅」要幾大？
近來資源困乏的跳繩總會成功找到馬會資助，教練張柏鴻說，相比等待獲得政府資助，「更期望跳繩可邁向產業化」。要有更多企業願意支持體育，離不開政府主動提供誘因。康文署4年前已經研究了其他地方的商業模式。這4年間，有多少建議已被落實？
至於資助制度本身是否有空間改革，筆者當然認為有。以精英項目運動員評分準則為例，在競速比賽項目（如田徑）中，香港選手要進入奧運已相當困難；這類項目的評分準則，是否有調整空間？除了比賽名次，個人或團體世界排名能否加入成為評分因素之一？
更深層的問題是，大家願意把體育這個「餅」做到幾大。我們是否認同運動員（包括未能獲得獎牌的運動員）對社會的價值，以至認為需要以更多公帑支持？必須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社會並未有共識——有人會認為政府資源有限，而比起體育，有更值得投資的地方；也會有人問，為何要用公帑支持成績不算突出的運動員。
歸根究柢，如何令香港運動員更加幸福，政府當然責無旁貸；但要運動員的待遇明顯提升，社會對他們的支持不能只有口惠而實不至。而單憑加大公帑投放，是無法為體育帶來結構性的改變。
作者是公共政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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