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林緻茵:運動員與幸福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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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港隊在巴黎奧運獲得有史以來的最好成績,市民除了感到喜悅之外,最近討論得最熱烈的話題,就是「在香港當運動員是否幸福」。現時全職運動員每月標準資助額,最低僅7130元。資助額視乎運動員在各個比賽所得的成績而定,最高的「精英甲+」每月資助可達44,500元,惟能夠獲得此資助額的人寥寥無幾。從連日來一些運動員的專訪可見,對於以運動為職業,但又未能在大賽中取得最頂尖成績的運動員而言,他們與「幸福」仍有一點距離。
關注運動員待遇的聲音,非香港所獨有。近日有報道指,外國有運動員甚至要自掏腰包參賽;而其中一種籌款方式,就是在主打成人內容的社群平台「OnlyFans」售賣半裸或全裸影像。
除了成績外,運動員待遇也關乎項目的職業化程度與商業價值。足球、籃球、網球等項目的世界級選手,每年收入數以十億計;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公布運動員年度收入排行榜前10名當中,就有5人是足球員。相反,如果是職業化程度較低或非主流的項目,就算是世界頂級選手,都未必能夠生活無憂。
由此可見,除了高度職業化、成績斐然的運動員之外,世界各地有很多運動員都有說不出的辛酸。那麼,為了支持運動員繼續從事體育事業,他們應獲得多少資助才算合理?
過分依賴公帑 「長貧難顧」
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資助額也沒有一個全球標準。近日傳媒搜查不同地區的資助額以作比較,香港的情况可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而資助以外,可比較的還有其他醫療和設施支援、退役後保障等。
目前每月7130元的最低資助額之所以會令部分公眾覺得不足,是因為香港生活指數相當高,尤其當運動員已步入需要計劃人生的年齡,最低資助額的確不足以令他們為未來投資。加上文體旅局的成立,以及大型體育基建的建成,運動員和公眾對政府的期望必會增加。
不過,公共討論若僅集中於數字之爭,例如是否應將最低資助額上調到等同最低工資,討論也只會無日無之。與其集中「拗數」,筆者反而希望討論資助制度以至體育業界背後的結構性問題。
運動員資助是否足夠的問題,之所以每幾年就會被提起,而訴求的對象必然是政府,源於香港體育市場化和職業化程度低,發展主要依賴政府投放的資源。對不少全職運動員來說,政府資助幾乎是他們的唯一收入。此情况與文化藝術發展有相似之處,但運動員職業壽命卻比起藝術工作者為短,故對「政府錢」必然更着緊。
在體育商業化程度較高的地方,運動員除了可獲得公帑支持,還可以從其他系統取得贊助,包括企業贊助系統、大學體育系統、私人體育協會等。要數商業化程度最高的模式,非美國莫屬——它是發達經濟體當中,政府少數沒有向國內大多數體育活動提供直接資助的國家。美國的體育總會以自資及商業方式營運,依賴企業投資及公眾捐款;而學校亦有一套非常成熟的運動員培訓計劃。
就算是可比性較高的鄰近地區,台灣都有不少大企業會贊助成立球隊、舉辦有獎金的聯賽,甚至直接贊助運動員。以職業化程度較高的籃球和足球為例,香港雖有不同級數的聯賽,企業亦有提供贊助(例如港超聯就一直由中銀人壽冠名贊助),但香港聯賽的規模相對較小。規模不足,亦會導致惡性循環:體育活動無法帶動周邊產業,例如紀念品、門票收入、周邊產品等。
運動員如何找其他收入
獎金以外,運動員的另一收入來源是廣告代言,而體育明星也是一個地方的體育發展指標。就這方面,香港近年確實有進步:奧運金牌得主張家朗成為了國際品牌Dior Men的代言人之外,一些體育用品、個人護理產品,甚至非牟利機構,近年也開始起用本地運動員任代言人。此外,各大電視台也有更多本地運動員參與綜藝節目,亦受惠於奧運轉播權。
不過,有進步不代表市場已經成熟。運動員本身不是找代言及贊助的專家;而比起美國,本地經理人或教練找企業資源的文化,仍然未成氣候。以台灣為例,為了推進體育商業化,當地的教育部體育署旗下就有一個「體育運動贊助媒合平台」。該平台會刊登學校、體育團體、政府所推薦的運動員或運動團隊,增加其曝光機會。與此同時,企業亦可從平台中物色符合其商業形象和需要的運動員或團隊。走公帑與商業資助「混合模式」的台灣和日本,亦有通過稅收優惠等方式,讓市場資源流入業界。
就香港的情况,各大企業和品牌會否繼續投資於體育與運動員之上,很大程度視乎投資是否有回報。找運動員代言,是否值回票價?這很關乎一般市民對本地運動員有多大支持。換言之,運動的「普及化」與「市場化」,不是兩條可以獨立走的路;當「普及化」程度有限,市民運動習慣未如理想、場地不足,加上社會價值觀又限制了非學術科目的發展,市場就難以形成。運動員退役後的出路之一是轉型為教練,惟如果市民無興趣報班,運動員亦很難以其一技之長繼續為生。
體育這個「餅」要幾大?
近來資源困乏的跳繩總會成功找到馬會資助,教練張柏鴻說,相比等待獲得政府資助,「更期望跳繩可邁向產業化」。要有更多企業願意支持體育,離不開政府主動提供誘因。康文署4年前已經研究了其他地方的商業模式。這4年間,有多少建議已被落實?
至於資助制度本身是否有空間改革,筆者當然認為有。以精英項目運動員評分準則為例,在競速比賽項目(如田徑)中,香港選手要進入奧運已相當困難;這類項目的評分準則,是否有調整空間?除了比賽名次,個人或團體世界排名能否加入成為評分因素之一?
更深層的問題是,大家願意把體育這個「餅」做到幾大。我們是否認同運動員(包括未能獲得獎牌的運動員)對社會的價值,以至認為需要以更多公帑支持?必須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社會並未有共識——有人會認為政府資源有限,而比起體育,有更值得投資的地方;也會有人問,為何要用公帑支持成績不算突出的運動員。
歸根究柢,如何令香港運動員更加幸福,政府當然責無旁貸;但要運動員的待遇明顯提升,社會對他們的支持不能只有口惠而實不至。而單憑加大公帑投放,是無法為體育帶來結構性的改變。
作者是公共政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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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緻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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