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立健：從新加坡失業補助 反思「科技性失業」

【明報文章】上月中，新上台的新加坡總理黃循財於國慶群眾大會分別以英語、華語和馬來語演講，並宣布六大措施，涵蓋育兒、教育、商業、住屋、體育和工作範疇。輿論熱烈討論，男士有薪侍產假已經由兩周增至4周，同時在女士的16周產假不變之下，由明年起逐步新增10周法定有薪產假，可由父母共同分享。

另一個焦點，落在新設的「技能創前程求職者支援計劃」（SkillsFuture Jobseeker Support scheme），向失業並正在尋找新工作的合資格新加坡公民，提供每月1000新加坡元（約6000港元）、為期最多6個月的補助金。

同時，黃總理更公布向「技能創前程計劃」（SkillsFuture Level-Up programme）加碼，接受培訓的40歲或以上新加坡人，已在今年5月獲增加4000新加坡元的培訓補助，全職受培訓者也可以獲得每月多達3000新加坡元的津貼。與本港2002年成立的持續進修基金類同，星洲該計劃自2015年起運作，一直資助該國25歲或以上公民，持續終身學習、改善技能。現時每名新加坡人最多可以領取兩年津貼，合計新增總額達到每人7.2萬新加坡元（約43萬港元）。

首先要向讀者說明：新加坡長期充分就業，總體失業率過去30年平均僅為2.4%，10年來失業時間中位數只有8周。失業率最高的僅為2003年的4%；在金融海嘯和新冠疫症衝擊下，亦僅僅升至3%左右。而在星洲本地居民中，主要失業的為15至24歲青少年，於2020年達到最高峰的10.6%，而且兩性幾乎均等。

對於新加坡該項失業支援政策的評估，一早已有公共福利或就業政策專家討論，顯示該政策並非突如其來的轉向，早在李顯龍總理任內已醞釀，研究到近期才正式提出，尚待日後人力部公布詳細內容。而該計劃有其政策延續性，也滿足了國內持份者如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NTUC）的持續要求，亦是新加坡政府踏出的第一步，未雨綢繆，實在可嘉，期待該國在試行後再進一步調整。

由於星洲失業問題不大，我們應該看待失業補助金、再培訓資助到有薪產假的安排，再加上政府一再鼓勵一周4天工作、靈活工作安排、技術與文憑並重等舉措，都是政府在其願景下對未來就業的刻意規劃。

別讓科技與社會對立

回應了幾個讀者可能關心的疑問之後，下文真正要討論的則是轉化該國國內討論，轉而思考在新科技浪潮下，尤其在早前北京和台北分別舉辦國際矚目的機械人大型展覽論壇之際，到底我們全人類可以如何面對工作或就業不足。

比如失業補助金和再培訓政策，大多針對的是已故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J. M. Keynes）口中的「結構性失業」，來幫助某國的就業人口接受再培訓。

或許問題在於，公家資助的再培訓教育能否回應一國一地勞動人口面對的科技衝擊？由於「科技性失業」的結構性問題，也許會更難扭轉，就像巴士、地鐵售票員如此的就業職位慢慢消失，取而代之是八達通機或網絡售票。

就如曾任英國政府政策顧問的牛津大學經濟學研究教授Daniel Susskind於《不工作的未來》（A World Without Work）一書裏指出，未來不是完全沒有工作，只是不足夠給每個人做而已。他亦提出關於工作的三大迷思：機械取代人類、模仿人類智能、勞動進步陷阱。第一個迷思忘記了科技如何在工作任務中輔助人類。第二個迷思的問題在於，以人類為機器模仿的對象，其實機器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來輔助人類，就算是沒有人類的創造力、同理心和判斷力。在第三個迷思，假設了勞動市場有固定的職位數字，其實一切要素都會影響就業情况。

Susskind也認為「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不可行，而是該推行在「大政府」之下，實踐理念不同的「有條件基本收入」（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不該以淘汰人力為目標

除了經濟學討論未來就業，法學教授Frank Pasquale於《21世紀機械人新律》（New Laws of Robotics）一書提出四大研發機械人的新律：（1）機械人系統與人工智能（AI），應為補充與輔助專業人士的角色，而非取代專業人士的工作；（2）機械人系統與AI不應假冒人性；（3）機械人系統與AI不得強化零和軍備競賽；（4）機械人系統與AI必須隨時標示其創造者、控制者及擁有者的身分。他志在確保「人類監督、干預的權利及其可執行性」，避免陷入企業或政府控制AI和機械人技術的圈套。

而以上新四律比過去的「艾西莫夫（Isaac Asimov）三大定律」重要，是因為四大新律的重點在以人為本。

同時，與Susskind意見類同，Pasquale亦認為未來該是智能增強（intelligence augmentation），而不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因為他認為AI應該要實現人類的價值、補充專業技能，尤其當專業知識（expertise）現時面對高舉技能民主普及化、企業對經濟成本衡量一切的挑戰。比如機械人可以支持人類學習、照護和傳播消息，善用科技帶來的成本優勢，尤其在農村或弱勢地區提供專業服務。按照Pasquale提及的多元、包容、民主原則，也許可以帶來具希望的人類治理社會，而不是由機械主宰一切的世界，而且也許可令機械使人類勞動變得更有價值。

加以，Pasquale亦提出質疑現時流行的「成本病」和「自動化」主導思維，因為並不是一切都可以化為成本分析，好些任務是無法量化、標準化，而且不是一切都是產品。當數以千萬計的勞工可能被機械取代，這可能是「自動化」所帶來而沒法解決的挑戰。作者提出要超越成本計算的偏見，轉成公平地補償關鍵的服務提供者。

Pasquale設計的四大機械人新律，就是為引導社會中最深層次的需求而提出，以避免氣候變化、不健康和不平等的三重威脅來臨。他指出從新冠疫症經驗來看，保護「全民基本服務」（universal basic services）包括「醫療照護、住房、電力、寬頻設施……保證那些必要領域的工作」來照顧社會最深層次的需要，比提供全民收入更好，因為他認為「全民基本收入」也許用意良好，但在實務上會反過來助長通脹。

簡言之，結合來自美國法律學家和英國經濟學家的分析，我們該使機械輔助人類，而不是讓「自動化」取代人類，要兼顧進步與平等的未來。而且，面對由演算法和量化指標主導的科技發展，Pasquale試圖形塑科技，而不是被動地回應科技演進。當烏托邦者認為機械人能夠提供更便宜的服務，反烏托邦者卻認為機械人正搶走所有工作。Pasquale則認為，也可以利用科技、AI帶來的成本優勢，避免人類犯錯。

各地社會該化被動為主動出擊

在盡量避免「科技性失業」出現之時，也別讓私企以成本效益和營運模式之名來淘汰員工，然後轉嫁給公共機構出資培訓或救濟。Susskind指出，教育無法完全解決如此龐大的就業問題，儘管或許可以幫助社會裏小部分人勝出愈來愈激烈的競爭。假如政府行有餘力，可向全民提供免費的基本服務或保障收入，而不僅是試圖保障全民就業或鼓勵創業——因為人類不止是消費者，我們可以接受新的運算、生產形式，但不必放棄作為勞工、公民的人類角色。

在所謂「科技奇點」臨近之前，我們需討論該保護什麼核心價值、文化和人力資源，什麼生產領域可以放任科技發展，而不應坐看以美中兩國為首的私企高層、來自發達國家的金融投資者代為決策。各國政府政黨、私營企業、民間社會和宗教文化機構該集中討論，協商出屬於自己的就業願景，及公私平衡的人生安排。

參考資料：

（1）鄺健銘（2016），《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香港：天窗出版社

（2）Daron Acemoglu與Simon Johnson（2023），《權力與進步：科技變革與共享繁榮之間的千年辯證》，台北：天下文化

（3）莫泰基（1999），《香港滅貧政策探索：社會發展的構思》，香港：三聯書店

作者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社會學部博士候選人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張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