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玉歡：香港政府「行政主導」 應形成優質閉環管理系統

【明報文章】「行政主導」這幾年一直被提及。幾年過去，市民是否真的理解什麼是「主」和「導」？特區政府作為行政主導的核心，應當用實際行動和具體的政策實施結果來解釋這個問題。

實際上幾年前提出「行政主導」時，各方討論更聚焦於宏觀視角。在當時語境裏，香港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之間的關係需要釐清，才能更好貫徹一國兩制構想，從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令香港社會行穩致遠。於2022年我曾在《明報》撰文，從宏觀視角闡述行政與立法應當如何相互配合的話題，提出4項主張，即宏觀角度上，行政、立法的關係，應當是坦誠、互信、自信，及目標和視角一致。這兩年行政、立法的關係也正如我上述主張，逐漸在摸索中，找到了彼此配合的默契。

今天我再次提出此話題，試圖從除了宏觀視野之外，從更實際的角度探討行政主導的邏輯。換句話說，今天特區政府各部門，在行政主導的工作思路下，如何更有效率推進各項工作。

依民意反饋 適時調整政策

在上周立法會T4項目財委會上，我於發言中提及一個關鍵詞——「閉環管理」，即行政系統運作機制依反饋不斷調節的管理系統。我強調，行政主導若想真正實現效率最大化，應當將「閉環」思維融入到政府各項工作之中。在傳統的治理理念中，模式往往是政府提出一個政策，進而由執行部門執行；由於技術和社會氛圍等因素的影響，政策執行後的效果和公眾反饋，難以蒐集，因此對於政策的評估，往往難以實現深入和科學化的研究。這種模式被認為是「開環」行政方式，即行政運作不受反饋影響。

今天互聯網發展成熟，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在各行各業的應用爐火純青，網絡空間日益成為現實生活在「數字世界」的全面映射，因而成為全球各地區的政府及時準確掌握國情、社情、民情所不可或缺的手段。

利用網絡空間，政府可以構造行政施政的反饋系統，改變傳統治理模式。理想情况下，在網絡時代，特區政府需要利用信息化這個強而有力的工具，在政策和舉措出台之前，廣泛徵求、準確把握民意；出台之後取得執行情况的反饋，並適時調整，將大數據貫穿其「行政主導」的閉環。這樣，高效「行政主導」的過程就由「下達指令——執行」的「開環過程」，變為「下達指令——執行——反饋」的「閉環過程」。

政府施政要「有結果」

用公眾更能理解的詞彙解釋行政主導中的「閉環過程」，則是要求今天的香港特區政府施政要「有結果」。以最近的熱話T4項目舉例：運輸及物流局此次成功申請68億元項目資金，並不代表這就是成功的政策，只能說明其當前僅僅是具備最基本的法理程序。在項目推進中能否做好監測；在將來項目完成之後，建成的公路究竟對市民行車效率提高了多少；對當區未來發展的影響能否落在實處等等，都是當局應當全流程做審核和蒐集的數據。也就是說，立法會通過政府提案，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當局切不可將其當成最後一步。

「政務數字化」也是形成「行政主導閉環」的重要工具。當局現在的一個誤區，就是會把「數字化行政」簡單理解為市民透過網絡使用行政服務，譬如推出「智方便」等應用程式，可以簡化市民日常向政府尋求服務的效率。但更深層次的是，政府應當主動應用「數字化」提高自身施政準確度，也就是將大數據應用到「行政主導」的「閉環」過程中。譬如及時公開市民使用不同服務的頻率，從而調整政府工作人員的調配；在大型活動期間根據遊客訪問政府相關網站的頻次、遊客來港消費習慣及用戶特徵等，調整旅發局政策側重方向。

再如，每周立法會財委會都會根據政府不同部門的申請，審核相關款項，但這一過程卻往往有去無回——當局會交代使用各款項的簡單細節，而不會主動交代各款項使用效率和後續影響。對於這一點，我也會在未來財委會上就這個問題繼續向當局提問。

關注施政過程 更要關注結果

最後，「行政主導」這一概念最初源自港英時期。在殖民時期的香港，政治權力集中於港督。直至2004年，「行政主導」才首次作為官方話語，出現在香港特區政府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報告。這麼多年來，香港政府在行政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經驗，但同時也出現一些問題。

行政主導形成閉環管理模式，不僅要求的是當局行政思維的更替和創新，更是對一種監督體制的更高要求。若針對政府內部，缺乏有效的施政成功或失敗而給予鼓勵和處罰監督的措施，則難以令「閉環」牢固。

所以，「行政主導」不是要求政府施政十全十美，而是期待政府推行政策盡善盡美。關注過程，更要關注結果、以結果為導向，我們前行的方向才更加堅定。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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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玉歡]